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顾名思义，它与书有关，从一定程度上讲，没有书就没有书院，因而读书、修书及藏书是书院活动的主要内容。

        据史料记载，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唐六典》中称，设置书院旨在“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可见官方书院最初是藏书、修书之地，相当于官立图书馆。而具有读书、治学等教学性质的书院则始于唐代民间，且兴起的时间早于官方书院。

        书院虽始于唐代，却兴于宋代。宋初的“右文”政策、滞后的官学教育、统治者对书院的鼓励以及理学的孕育、传播等，均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机遇，使之不断发展。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谈到书院兴盛的原因时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宋代书院之所以兴盛，是由于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迎合了部分士子求学治学的需求。同时，朝廷崇尚儒学，鼓励民间办学。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印刷术，它的应用使书籍制作变得极为便利。当时，名师讲学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诸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在书院讲学时，就吸引了大批青年才子。”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赵国权说。

       书院这一别具特色的教学机构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赵国权说，书院至宋代开始快速发展，与官学、私学一起成为封建社会三大教育支柱，承载着培养各层次人才的使命。书院如同私学一样，是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特别是满足了那些不愿为官、远离世俗并励志求学、治学、讲学的学子的愿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院在管理上是开放的，在教学上是灵活和自由的，很受官方及民间关注，尤其是历代帝王不断给书院恩赐，所以很多书院都被保存下来。

        和唐代相比，宋代书院有着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管理体制日趋完善。当时已出现官办、私办和私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山长、院长、洞主负责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院田为主要经费形式，由私人捐赠或官方拨给。教育活动除教学外，还有祭祀、藏书、刻书及学术研究等，且制定了严格的学规、学约，体现出书院的办院宗旨和师生的教学、行为规范。赵国权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在文中明确了一系列教学及行为规范，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

        第二个方面是教学形式灵活有效。当时的教学形式以学生自学为主，听讲与指导相结合，授课方式多为弟子“次相授业”，教学方法多是问难论辩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学中原创的思想较多，常以讲义、语录的方式保存下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生参与科研，名师在书院讲学，听讲者不受地域或学派限制，体现门户开放精神。同一学派或不同学派的学者常在一起交流，体现百家争鸣精神，且发生过多次学术盛会，主要有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与张的朱张岳麓会讲、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陆鹅湖会讲、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陆白鹿会讲。

        第三个方面是出现了官学化倾向。很多私办书院向政府捐赠，政府对书院赐额、书、田地及任命学官。有的私学直接改为官学，如应天府书院。还有政府直接办理的书院，如石鼓书院。

        在北宋，开封书院的情况如何？赵国权告诉记者，当时只有官学和私学，并没有书院。“中央官学均在开封举办，当然，还有在南京（商丘）、西京（洛阳）举办的，但是开封的规模最大。”他说。

        据介绍，北宋的书院除了应天府书院处在中心城市外，其余的都处在风景秀丽、远离中心城市的山区或农村，所以当时开封没有书院。但是，诸如程颢、程颐、张载等北宋名师大儒到此讲学，后人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书院。

        “距离开封最近的书院是嵩阳书院，书院所处地理位置与开封、洛阳呈三角形，凡是在开封、洛阳居住的大师，都会到嵩阳书院讲学。”赵国权说。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曾建孟子游梁祠，明代学者在其附近建了游梁祠书院，它是与宋代关联最大的书院。为了便于祭拜和熏陶，古代庙与儒学或在一起、或一左一右，那么，祠与书院相连，也有此意义，只是祭祀对象变成了孟子。

         宋代流传至今的四大书院，人们至今还耳熟能详。赵国权介绍说，认定书院是否著名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或具备其中的某一个：一是名师巨儒创办、修复、主持或主讲，二是有过重要的学术活动或诞生了学派思想，三是受到皇帝赐书、田、额，四是培育出一批有名望的成功之士。

        关于四大书院，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宋吕祖谦认为的“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南宋王应麟则认为“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其中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在河南境内。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因唐代贞元年间洛阳人李勃、李涉在庐山读书时曾养白鹿自娱而得名。五代南唐升元年间，曾在此建“庐山国学”，命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教授生徒，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宋初经扩充改建为书院，朝廷赐监本《九经》，重加修缮，书院开始兴盛。朱熹执教后，作《白鹿洞书院揭示》而闻名天下。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5年）。到了宋真宗时，由官方委任山长，山长周式兼任国子学主簿，得到朝廷赐额、书，从此岳麓书院名声大振。南宋学者张、朱熹执教后，它再次振兴，名闻天下。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位于商丘城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府民曹诚捐款即名儒戚同文故居扩建而成，朝廷赐额“应天府书院”。当时的地方长官晏殊、蔡襄等对应天府书院大力扶持，学者韦不伐、范仲淹、石曼卿、王洙等先后为书院教席，“四方学者辐辏其门”。北宋景二年（公元1035年）改为府学，被纳入官学系列。 

        嵩阳书院则位于登封县太室山麓。北魏时始建嵩阳寺，五代后唐时，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改设“太乙书院”。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赐额“太室书院”，赐监本《九经》。北宋景二年（公元1035年）奉敕修葺扩建，更名为“嵩阳书院”。

        赵国权认为，书院如同私学一样，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点睛之笔。它以继承儒家思想为使命，引发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第三次高潮，它独有的书院精神正是现代大学精神的源头。1925年，陈衡哲、任鸿隽发表的《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中，特别强调应将中国的书院精神与欧美的大学制度结合，“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为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书院精神所特有的自由、批判精神无疑与大学精神的内涵同根同源。“我也曾与研究生闫慈一起，在《河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从私学到书院：探寻大学精神的中国策源地》一文，我认为书院自治、学者治院、学术自由等精神，实为中国的大学精神，书院和私学一样，是大学精神的中国策源地，而非唯西方是从。”赵国权掷地有声地说。

        在赵国权眼里，书院的办学、教学方式灵活，讲究门户开放、学生来去自由，着重自学能力的培养以及重视学术研究，重视藏书及传统文化修养等，对后世学校教育影响巨大。他说，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曾充分借鉴古代书院的优点。如今，这些优点很值得高校改革时借鉴。

        “高等学府不仅是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摇篮，也是生成新思想的主阵地。先秦时期的私学做到了，孔子私学中诞生的儒家思想被汉武帝和董仲舒推为官方哲学。宋代的书院也做到了，朱熹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的程朱理学，在宋理宗时也被推为官方哲学。如今的大学更应该充分借鉴古今中外所积淀的大学理念和经验，在引领文化及社会文明发展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赵国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