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我国纺织的起源从嫘祖养蚕冶丝开始，考古专家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遗址上发现了骨针，成为纺织最早的起源，到了新石器时代，纺轮的发明使冶丝更加便捷，西周时期则出现了原始的纺车、车，汉朝发明了提花机，纺织工具的成熟与便捷，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张云祥说，北宋时期，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极大促进了纺织业大发展。其生产区域、组织形式、工具和效率也有长足的创新发展，产品产量、质量、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精彩纷呈、特色突出，成为我国纺织生产发展史上的又一不可或缺的鼎盛时期。

        北宋年间，商品经济大发展，成熟的纺织工艺——刺绣成了手工业中一个重要的行业。京师东京城中有了专供绣工刺绣的文绣院，大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时，刺绣作品广为交易。随着优秀刺绣工匠集聚，汴绣达到了刺绣的高峰，精致细腻的绣工、古朴典雅的色彩及层次分明、形象逼真成了它的特色。《东京梦华录》称汴绣为“金碧相射，锦绣交辉”。

        “首先，从地域上来说，宋代纺织业有了长足发展。”张云祥说，北宋时期，北方丝织品上贡的州郡58个，南方48个。除了黄河流域和川蜀这两个汉唐时期就有的纺织中心外，长江下游，特别是太湖流域作为新的纺织中心迅速崛起，并在产品数量上超过北方地区，南方丝织品种多于北方达到18个，北方品种15个。据载，在唐朝中期，江南“越人不善机杼”，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在地方官薛季训等人的鼓励下，通过引进北方中原地区的养蚕纺织技术和人才，带动了长江下游纺织业大发展，“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以至于在宋代，长江流域的蚕桑与丝织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某些纺织物在品种、数量上已经超越了北方中原地区，逐步成为行业的重心所在。

        宋代纺织生产的组织形式既有对前代的传承，更有创新发展。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官营、民营经营方式仍然存在，但在具体运作和专业化程度上有所创新。为保障皇家和政府对纺织品的需要，宋代尤其在宋徽宗时期，在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及成都等各州府都建立了官营纺织场院，集中人力、物力，生产高端上档次的产品。如京师开封绫锦院，汇集了各地优秀织工，实力雄厚、规模宏大。宋初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有兵匠1034人，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公元1003）年拥有锦绮机400余张，其规模、产量可想而知。刺绣方面，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建立了文绣院，招收刺工300人。东京还有与纺织紧密相关的官营染院两个，工匠613人，分工很细。

        “当时开封官营纺织印染等工匠至少达2200余人，这是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张云祥说。

        而民营作坊主要表现为农村副业和专业户两种形式，其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了。尤其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脱离农业、专门从事纺织业的专业户——机户的大量出现，表明宋代纺织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料显示，这些机户规模较大者，拥有数十甚至数百架纺织机，其数量多达10万户。文绣院建立前，开封民间刺绣业颇为兴盛，朝廷所需刺绣物品“皆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著名的大相国寺东门外有一条小巷，为“师姑绣作居住”，实际上就是专业刺绣区。在川蜀地区的梓州，宋仁宗景三年（公元1036 ）的机户数量就达数千家，成都更多，“连甍比室，运箴弄杼，燃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服玩”。在江南的临安、金华、义乌等地都有大量机户作坊。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官营场院还是民营作坊，都开始大量雇佣工匠。”张云祥指出，如在宋神宗元丰年间，成都的上供机院，因为人手不足，“遂雇百姓助工”；南宋江西人洪迈则言：“吾乡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这表明，雇佣关系普遍存在于宋代纺织业中。而男性织工的急剧增加，则在社会分工上打破了传统的男耕女织局面，使劳动者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宋代纺织技术的发展创新更直接体现在纺织机具的革新和新技术的采用上。出现于唐代的脚踏纺车，到宋代得到普遍运用，并对脚踏驱动绳轮进行了重大改进，不仅把右手解放出来，且提高了牵引力，可以同时带动3个以上的纺锭，提高了生产效率。此外，一种水转大纺车的发明和应用，使“弦随轮转，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遂使绩条成紧，缠于轮上”。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水力驱动型纺织机械。同时受雕版印刷术的启发，雕版印染技术的出现，在染色工艺别具一格，独领风骚，京师开封广泛运用了这一新工艺。宋徽宗时期曾留下如下记载：“后苑作制造御前生活所，翻样打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日来多是使臣之家雇工开板，公然打造”。

        “这样，宋代纺织品的产量远远超过盛唐时期，并出现了众多质量上乘、特色鲜明的品牌产品。”张云祥说，史料显示，北宋中后期的一年，政府可以通过税赋形式获取麻、绸等纺织品约1135万匹，远远超过了盛唐时期的政府岁入740万匹的记录。

        同时，著名工匠、特色精品，精彩纷呈。蔡州有传奇女工“金梭丁氏”、洛阳有著名染工“李装花”、临安有机户“周五家”等。开封府属县鄢陵的绢，“幅甚狭而光密”，被作为端午上贡用品；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轻薄金条纱、虢州（今灵宝）的方纹绫、花纱等名著一时，成都的织锦，一枝独秀，号称天下第一。

        一向享有“衣被天下”盛誉的河朔地区所产绫绢为“经纬一等”，正反面光滑一致，被称为“精绢”，为邻邦契丹所羡慕。河北生产的麻布、罗，品质极佳，成为河北的另一纺织强项。宋人庄绰曾说，两浙婺州的红边贡罗，东阳花罗，产量数量很大，但在质量上因“丝缕中细”，不可与河北无极、 临棣所产相比。尤其是定州的刻丝（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挣上，虽所欲作花鸟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纬布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状，故名刻丝）尤为著名，每每为后世所称道。明代人文震亨评论宋绣时说：“宋绣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唼之态，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备画中一种。”总之，宋代“天下九福”之说中，燕赵衣裳为其一福，充分说明河北纺织业在全国是第一流的。

        与河北不相上下的是京东地区，生产号称天下第一的“东绢”，被大量存储在国家内藏库中。单州成武县的薄缣，每匹重量仅仅“百铢”，望之若雾，经久耐用。因其产品质优、量大，成为政府的特供产品，行销海内外。对京东的纺织品，官方胃口很大，不惜重金收购。政府每年通过京东榷货务，收购中平罗、小绫各1万匹，专供朝廷“服用及岁时赐予”。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朝廷还拨发内藏库专款20万贯，收购京东绢绸。这些产品，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节点板桥镇，漂洋过海，远销海外。

        西北地区的纺织业分布广泛，富有特色。曾任职该地区的李复曾言：“缫丝宛转听车声，车声忽断心暗惊”，足见纺织业繁盛之一斑。由于该地区畜牧业发达，成为宋代毛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鸡肋编》记载说：“迳州小儿，皆能捻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只重十四两。宣和间，这样的一匹毛布可以换取铁钱四百千。”

        棉纺织业的逐步兴盛，也成为宋代纺织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张云祥说，北宋中叶的宋神宗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棉花，并出现了棉布纺织。诗句“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寒”，吟咏的就是南宋江南棉织之景象。某些官员因役使军卒进行木棉纺织、海南妇女不事农桑而织吉贝的记载，也出现在史籍中。南宋中叶以后，江浙一带已经广泛种植棉花，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松江棉布被誉为“衣被天下”。在南宋末年，苎麻已经在中原河南种植，木棉也开始在陕西得以种植。

        考古专家发现的实物更直观显示了宋代纺织品的纹饰及印染工艺。1975年，在福州北郊的浮仓山黄墓，出土了各种丝织品衣物200余件，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菊花等为主体纹饰。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1975年，出土于浙江兰溪县宋墓中的一条棉纺毯子，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则反映出南宋中叶棉纺织技术已经具有一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