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母以有子为尊，君以有民为贵。祖国、皇朝、君主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个概念却难以严格区分。于是，在人们的观念里，君就是国，忠君报国，失去君主就是失去祖国，跟随君主就是效忠祖国，并且跟随君子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安全感。靖康之变后，开封大批臣民跟随朝廷逃向南方。

    徐旭曾（清）《丰湖杂记》记载：“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 、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

    肆虐屠戮： 民众逃难离家园

    历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的百年经营，在北宋末年，东京（今开封）城已经壮丽无比。《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对此均有记载。

    北宋的灭亡，金军的破坏，再加上沟通南北的大动脉汴河淤塞，造成“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东京城就变得满目疮痍，残破不堪，重归荒芜，很快衰落下来。

    史书对此有记载：“四城楼橹皆遭焚毁。”城上草木皆遭砍伐。城内“骑桥明达皇后家、孟昌龄家、神卫营兰从熙家、五岳观沿烧数千间”，“保康门东瓦子，沿烧街西延宁宫”。又烧天宁寺、开宝寺，“沿烧居民五百余家”。宋徽宗时所建帝王苑囿，由于围城日久，城内炭薪奇缺，“万岁山许军民任便砍伐”，能够做柴火的都被拆下来烧了。

    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北宋灭亡40年后，南宋使者见到的东京已是“入新宋门……弥望皆荒墟。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废”、“城外人物稀疏……城里亦凋残……上清储祥宫颓毁已甚……又有栾将军庙，颓垣满目，皆大家遗址”。

    东京工商业遭受毁灭性摧残。金军入城后，“富商大贾皆遭其害”，加上北宋朝廷为了满足金人索取的黄金、白银，要求城内“一应店肆居宅蓄收金银之人，并尽纳官”，并“拘交引、质库、金银彩帛铺，家至户到推认拘籍”。东京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所经营的铺席纷纷破产。金军还索取京城的手工工匠，如内臣诸局待诏，手艺染行户，少府监、将作监、文思院等处人匠，木匠、竹瓦泥匠、石匠、鞍作、玉匠、金银匠、军器监工匠等，被拘刮净尽。毁了金融，没了工匠，就是断了工商业的基础，东京工商业从此不振。

    金国人认同、崇拜中原文明，认为凡是宋朝的都是好的。他们将所有皇宫的仪仗法物、宫廷礼仪器具全部掠走，并进国子监拿走藏书，还索取教坊乐人、琵琶、吹笙、弹筝等，带往金国，供女真贵族取乐、享用。由此，东京文物典籍被劫掠，教育被破坏，百戏被摧残，文化遭到空前劫难。

    灾难深重的仍是老百姓。金兵大量屠杀无辜平民，把人视同猪狗，“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东京城内饿殍遍地，竟食人肉，“街巷有病气未绝者，俄顷已被剔剥，杂诸牛马肉卖之”。大量被俘汉人成了金军的奴隶，在耳朵上刺字，押往云中（今山西大同），作为奴隶出卖。在燕京（今北京）一带，也有公开的奴隶交易市场，“军民虏得南人，视人立价卖之”。金人还“驱所掠宋人至夏国易马，以十易一，又卖高丽、蒙古为奴，人二金”。

    金军在撤离东京时掳走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大臣及大批妇女等，朝廷上下为之一空， “二百年府库蓄积”荡然无存。

    受害的不仅仅是京城，东京周边方圆几百里都惨遭屠戮。金军撤退时，“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坟无大小，启掘略遍，郡县为之一空”、“放兵四掠，东及沂，西至濮、兖，南至陈、蔡、颍，皆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京城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大疫，死者过半”。

    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女真人的习俗是“剃头辫发”。金国统治者强制中原人改变发型和服饰，“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和后来清兵推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如出一辙。

    女真贵族搜刮大量土地，仅山东、河北等地就搜刮30多万顷良田作为“官田”。女真统治者还围占大量民田作为牧场、猎场，不许百姓耕作。燕京周围500里地被围成皇帝的“御围场”。广大汉人无田可耕，金国还要强迫他们自备衣粮，开往前线。

    金国奴隶制在中原的渗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倒退。可以国破，可以家亡，民族的根得留下。人民受不了这么残酷的虐待，不知有多少人向南方奔逃。于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大流动开始了。而逃往南方的人，有部分就成了客家人。

    康王称帝：赵家江山得延续

    金人在撤离东京时掳走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及大批宫女等，目的是为了彻底斩除赵氏宗室血脉，不给自己留下对手。

    金军没有想到，六宫之中有皇家位号者都被捉了去，却留下了二人：康王赵构和宋哲宗废后孟氏。这二人建立了南宋政权，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赵构是宋徽宗第9子，也是宋钦宗同父异母弟，先后被封为广平王、康王。金军围困东京的前夕，赵构又奉命和大臣一起去向金军求和。途中，京城被围，宋钦宗派人潜出京城，找到赵构，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令他火速勤王。赵构利用朝廷命令号令各方勤王，但他并没有回师东京，而是辗转来到济州（今山东巨野）。此时赵构处会聚的各路军马已有近十万，号称百万。

    但是，战势如火，在赵构盘桓之间，京城东京已经陷落。

    废后孟氏即后来的隆祐太后，她是宋哲宗的第一位皇后。因受封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又被称为“元祐孟皇后”、“元祐孟太后”等。由于皇帝好恶、宫廷斗争，孟氏身经二度被废，又二度复位，深知宫廷冷暖。但她依然对宋室忠贞不渝。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废后孟氏沦落民间，无家可归，不得不回到住在大相国寺前的娘家，住进了弟弟孟忠厚家，过着近似于平民的生活。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命运多变，孟氏反而逃过一场大浩劫。

    金军北撤之后，被金人立为楚帝的张邦昌受形势所迫，赶紧宣布逊位。张邦昌接受大臣的建议，从民间迎接孟氏入宫，上尊号为“宋太后”，接受百官朝拜。由于有人认为张邦昌此举有代宋自立的嫌疑，张邦昌不得已，只好恢复了孟氏“元祐孟皇后”的尊号，并请其垂帘听政。

    孟氏是能做大事的女子，得知赵构未被俘虏，尚在济州时，她做出三个决定：一是派人去济州劝康王速即帝位。二是发布手书，将此事播告天下，稳定民心。三是派人送去皇帝专用的圭宝等（金人为张邦昌留下的），这是赵构分外感激她的原因。

    接到孟氏的信后，康王随即从巨野出发，来到北宋南京应天府（今商丘）。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史称宋高宗，改元为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

    建炎，即以火克金之意，但是赵构并不是要营救父兄、恢复社稷，而是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躲避金军攻势。

    孟氏也于同日撤帘，“大楚”就此消失。开封都城史上由于“大楚”非正统、时间短而没有被列入。

    高宗即位终使原已灭亡的赵宋王朝重新恢复了国祚。

    赵构对这位伯母的恩德和眷顾之情感激涕零，给孟氏上尊号为“元祐孟太后”。不久，因“元”字犯其祖父孟元的名讳，又改为隆祐太后。

    隆祐太后：带领百姓到赣南

    隆祐太后见宋高宗无意返回宋都东京，便率领大批臣民离开京城，到达北宋南京应天府（今商丘）。

    此时，宋高宗已决定逃往江南地区。他让隆祐太后、六宫及卫士家属等及大批臣民前往江宁府（今南京），为自己作南逃的准备。隆祐太后只好率领大家，经水、陆交通向江宁府迁徙。

    当年九月初，宋高宗听说金兵侵入孟州，不问消息是否属实，立即准备南逃。十月初，宋高宗从南京应天府乘船南逃，月底抵达长江之北的扬州。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下旬，金国派兵南侵，欲穷追宋高宗，彻底斩除赵宋王朝。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二十七日 ，金兵攻占徐州前后，派出五千骑兵奔袭扬州。

    宋军已如惊弓之鸟。二月一日，数万南宋御营军遭遇金兵，竟然不战自溃，望风解体。

    二月三日，得知金兵逼近扬州，宋高宗匆忙披甲乘马逃出扬州城，换乘小船继续南逃杭州。

    一时扬州城大乱，军民“争门以出，相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从各地搬来扬州的大批银、绢等物资堆积如山，无人理会，全部落入金兵之手，甚至宋朝太庙神主牌位也被扔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宋高宗一行逃到杭州（后升为临安府），却不见金军追来。

    金军此次千里奔袭，孤军深入，乃兵家之大忌。各路宋军勤王，双方兵力悬殊，金军主力又远在徐州，金军担心危险，随即北撤。

    宋高宗见状，为表示抗金的气魄，下令将驻地由杭州北移到江宁府（今南京，当时赵构将其改名建康）。

    夏秋，金兵主力渡江南侵，誓言要灭亡南宋。为安全南撤，保住赵构一脉血统，宋室分为两路逃亡，一路由宋高宗率主力自建康（今南京）逃往杭州，一路由隆祐太后率领赵构的宗室成员及部分官员，自建康逃往洪州（今江西南昌）。

    金军也兵分两路，乘胜追击。一路金兵追宋高宗，攻扬州，渡江后占领今南京、杭州等地，宋高宗被迫一路逃往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今浙江镇海）、昌国县（今浙江舟山群岛），经海上逃到温州。宋高宗跑到哪里，金军就循迹而至，紧追不放，连克数城。但是，金军没有舟楫之利，又不习水战，在茫茫大海中竟然找不到高宗。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军北撤。金军进行了十分残酷的破坏。在杭州城内纵火，大火连烧三天三夜不绝。明州城内的坊廓户居民基本被杀光，除几座佛寺外，房屋也全部化为灰烬。

    金军由江南北撤，被南宋将领韩世忠拦截在黄天荡，险遭灭顶之灾。此后，金兵不敢轻易渡江。

    另一路金军自黄州（今湖北黄冈）、大冶渡江，直奔南昌追隆祐太后，如入无人之境。十月，隆祐太后自南昌走水路到达虔州（今江西赣州）北部。途中，隆祐太后刚刚离开吉州（今江西吉安），金军的精锐轻骑就赶到了，当地官员弃城而去。隆祐太后一行只好连夜向泰和撤退。

    在仓皇逃跑中，卫兵1万余人全部溃散，9名将校私自带领所部官兵上山当了盗贼。隆祐太后和六宫嫔妃的乘舆服御之类全部被丢弃，所带金帛钱财被溃兵、盗贼洗劫一空。160余名宫女下落不明。隆祐太后身边的卫兵不到百人。

    金兵很快又追到了泰和。由于船工罢工逃离，隆祐太后不得不在泰和西南一带弃船登陆，乘当地农夫的轿子向赣州方向逃亡。对此，《宋史·后妃传》记载：“太后及潘妃以农夫肩舆而行。”

    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记载：“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其中“造口”，就是指江西泰和、万安的西南地区。

    40年后，南宋著名词人、主战派辛弃疾路过“造口”时留下“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之句。《宋史·胡铨传》记载：“铨募乡兵助官军捍御金兵 ，太后得脱幸虔。”

    当时隆祐太后承受的精神压力和面临的存亡危急程度可想而知。

    历史在这里又出现转机。此时金国内部出现矛盾，金军没能虏获隆祐太后，就北归了。

    金兵走了，隆祐太后在虔州城北的州衙内暂时住了下来，又选择城东南山丘腰间，面对湖洲、小溪，绿树环抱的地方建新屋，安置官吏与旧臣。

    隆祐太后带领的大批士族百姓也在虔州一带寻到可居之地，安了家。

    这些留居在当地的移民，其后裔后来就成了江西、福建、广东的客家人，而隆祐太后就是他们一路南迁的领路人。

    金兵撤退，宋高宗回到杭州，知道太后逃难的窘境时说：“朕初不识太后，自迎至南京，爱朕不啻己出。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亟奉迎，以惬朕朝夕慕念之意。”（《宋史·昭慈圣献皇后传》）

    赣南福地：客家民系之摇篮

    宋代的赣南是客家民系从混沌期转入成熟期的关键之地。两宋之交的第三次大迁徙对客家民系形成至关重要。

    自隆太后率领数万中原人来到赣南，为那里增添了生机，促进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后来，客家人不断发展壮大，子孙先扩散到闽西、粤北，后播布广西、四川及港台，直至现在遍布全国9省184县。

    南宋之前，赣州人口繁衍并不迅速，不过数万户人家。宋室南迁的典型特点是常常几十口、百余口举家族而迁。大家亲帮亲，亲投亲，沿着隋唐大运河而来，沿着古道而来。以隆祐太后带领的最先到达赣南的中原人为基，赣南成了中原人逃难的落脚地。若干年后，赣南地区的人口猛增到200万之多。

    “这充分证明，隆祐太后率领宋都的开封人南迁，对客家民系形成和客家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隆祐太后永远值得客家人怀念。”9月22日，开封市文史学者韩鹏这样评价。

    客家先民怎么会相中赣南呢？

    赣南地处赣江上游，这里丘陵满布，北有雩山，东有武夷山，西有罗霄山，南有大庾岭和九连山，处于大山环抱之中。源于东西两列山中的贡水和章水，交汇于赣州古城下，汇成千里赣江奔腾北去。赣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农耕，且已开发，又远离中原战火。这样的地理环境正是接纳大量离乡背井的汉民的理想“乐园”。

    赣南是“枢纽”之地。古人称赣南“握闽楚之枢纽，扼百粤之咽喉，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经过赣南越梅岭进入广东南雄，曾经是秦代开辟的由中原通达岭南地区的四条“新道”之一。隋代开凿大运河及唐凿通梅岭驿道后，从中原沿大运河南下，溯长江而入鄱阳湖，再经赣江、章江而上，可以沿水路直达广州。

    赣南具备了形成民系所需的必要条件。

    民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人口基数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环境。两宋之交，中原人来到赣南时，那里已经生活着一些在汉唐时期迁过去的中原人。大家语言相近、民俗相通，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帮助，互通姻缘，一人有难，多方帮忙，在相近的生产、生活氛围里，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当年中原、也不同于当地土著人的风俗，即“客家民俗”。

    客家先民一旦稳定下来，便重开当年在中原形成的“重教崇文”之风，耕读传家，光宗耀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宋代以前赣南中进士者仅3人，而两宋时期赣南共有进士234人（其中北宋92人，南宋142人），并拥有大批举人、贡生。原因是客家先民办书院、兴县学，有的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讲学，鼓励孩童读书入仕。史载，宋代的赣南“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客家先人如此重视文化，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打下了文化基础。

    何处为家？异乡就是故乡。到了南宋，客家先人在赣南建设家园，那里日渐繁荣。客家人凿城筑寨，大修城堡，积极防御。史载，于都县城墙于“宋绍兴十五年增砌以砖”；会昌县城于“宋绍兴间始筑”；龙南县城“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作土城，高一丈，濠深五尺”；上犹于“宋绍定四年（公元1232年）始筑城墙、建四门”。至今，赣南仍有客家围屋500多座，被建筑学家誉为民居建筑史上的奇迹。能御敌，方能安居，才能形成民系。

    今日，赣州大部分区域属客家语地区，客家人占全市总人口的95%以上，有“客家摇篮”之称。赣州的雅称是“江南宋城”，原因是那里保留着浓郁的“宋味”。赣州留存有大量的宋代建筑，如赣州城内的八境台、郁孤台、慈云塔、寿量寺、武庙等；赣县的觉性寺；大余的梅关楼、古驿道、嘉祐寺塔；信丰的大圣寺塔；安远的无为塔；瑞金的绵福桥；石城的宝福塔等。这些建筑历经几百年，至今仍然风采不减。

    可见，作为“客家摇篮”的赣州，兴旺于宋代，客家民系也初具文化特质，这都与靖康之变后中原人南迁集聚于赣南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