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目标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都城东京的文化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红火。

    发达的印刷业与图书市场

    经唐、五代时期的发展，雕版印刷到北宋进入鼎盛时期，加上政府重视和提倡，北宋雕版印刷揭开了我国古代印刷史上辉煌的一页。

    东京是全国木版雕印中心之一，因而也是图书出版、交易中心。以国子监为代表的中央机关和以公使库为代表的地方机关，编印的图书（即官刻本）涵盖儒家经书、史书以及诸子、医学、算学、类书、宗教典籍等，“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姚铉《〈唐文粹〉序》）。太宗、真宗年间，钦定印刷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计3500卷。真宗景德年间，仅国子监就有书板十万余，“经史正义皆具……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官印图书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东京民间印刷业也初步形成，除私人出资刻印、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家刻本外，最主要的是商业性坊刻本。书坊类似于今天的出版社，集印书、售书于一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政论文章、大臣奏议、科考范文等均在刻印之列。

    东京印刷业繁荣，还可据一条诏令得到印证。康定元年（1040年），“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在外”。仁宗下诏，“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宋会要》）。

    官营、私营印书的兴盛，加上外地印书来京销售，图书作为商品在东京市场上广泛流通。相国寺及其附近是图书交易中心，《东京梦华录》有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寺东门大街卖书籍的记载。荣六郎经史书铺，以刻印、出售经史图书而闻名，北宋亡后迁至南宋都城临安继续开张。张舜民文集《画墁集》，政和年间“京师鬻书者忽印是集，售者至填塞衢巷”（周紫芝《太仓米集》）。国子监的雕版，“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叶德辉《书林清话》）。朝廷更是大量征购图书，以充馆藏。咸平四年（1001年），朝廷“诏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续资治通鉴长编》）。

    东京图书还向国外销售，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宋史》载，日本、高丽、交等国使者来京，常采购图书。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寻在东京印经院一口气购买《十钵文殊经》《宝要义论》等经书100多卷。元年间，高丽使臣来京，“请市书甚众”。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子三首》中有“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之说。

    笔墨生产与书画交易

    东京笔墨生产繁荣。制笔业店铺林立，对此，欧阳修、黄庭坚分别有“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和“都下笔师如猬毛”的描写。元丰年间，侍其瑛在东京“以笔为业……遂以笔名家”（陆友《墨史》）。吴无至制“无心散卓”笔，“小大皆可人意”（黄庭坚《书吴无至笔》）。“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叶梦得《避暑录话》）。赵文秀的笔更是有名。

    制墨上，工匠裴言造墨，“料精而墨善”。号称“墨仙”的潘谷，造墨“既精好而价不二”（陆友《墨史》）；“人制墨莫有及谷者”（晁贯之《墨经》）；苏轼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的诗句。北宋末年，东京制墨名家辈出，张孜、陈昱、关、关琐、郭遇明等“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何《春渚纪闻》）。梅鼎、曹知微、梅赡、张雅、高肩等，皆为“崇宁以来京师名手”（陆友《墨史》）。《东京梦华录》载，“万姓交易”的相国寺市场，“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可见其规模不小。

    东京书画家云集，作品大量商品化，书画买卖成为东京的重要行业。朝廷大肆收藏，收藏家把藏品当成财产。景年间，李宥命僧人惠明代购祖父、山水画家李成之画作，“倍出金币，归者如市”（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岑宗旦“尤善行书，如银钩趸尾，脱去妩媚”，得英宗嘉赏，成名后“字画一出，偶得之者争相贾售”（《宣和书谱》）。王广渊书法“笔力豪健”“字价千金”（《书林纪事》）。苏轼书法因朝廷多次禁毁而价格倍增，宣和年间朝廷搜集，“一纸定值万钱”。米芾名声既盛，“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宣和书谱》），以至于米芾云“书画不可论价”。“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书林纪事》）。

    东京书画市场之盛，还可从下面的记载中窥见一斑。《宋会要》有“模刻御书字鬻卖者”的记载，可见京城有想靠皇上墨宝而发财的人，以至于朝廷下诏开封府：“有模刻御书字鬻卖者，重坐之。”赵明诚在京城曾以200贯的价格购得蔡襄《神妙帖》3幅，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有赵明诚到相国寺“市碑文”的记述。欧阳修《石曼卿墓表》拓片，一本“半千买得”（文莹《湘山野录》）。李公麟死后，其作品“有厚以金帛购之者，由是夤缘摹仿，伪以取利”（《宣和画谱》）。交易中竟出现了以赝品牟利的人。

    节日民间艺术品市场

    北宋一年到头节日不断，活动丰富多彩，这无疑拉动了节日消费，传统佳节更是带来了民间艺术品市场的繁荣。

    年画正式命名于清代，但在北宋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沈括《补笔谈》有神宗令画工镌版印刷钟馗之像的记载，可见北宋时年画走进了雕版印刷，因而其印量可满足京城庞大的市场需求。《东京梦华录》载，进入腊月，东京家家户户“除尘秽，净庭户”以迎新年，此时“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此前祭灶日，京城人家还“贴灶马于灶上”。这一节日文化市场盛况，无疑是木版印画兴起的结果。

    到了上元节（元宵节），京城举行大型灯展，太祖更是将“燃灯五夜著为令”，因而东京呈现出“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王安石《上元戏呈贡父》）的景象，由此带来了灯市的繁荣。罗烨《醉翁谈录》载，东京自正月初在东华门外设灯市，市场上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灯、镜灯、马骑灯等琳琅满目。更有心灵手巧者，用兽角、翎毛、琉璃、皮革、丝绸等物，制成牡丹、莲荷、曼陀罗等花卉状灯盏。加上“奇术异能，歌舞百戏”，各种文艺演出更是拉动了元宵节的消费。

    立春时节，北宋有“鞭春”（打春）的习俗，仪式隆重。为满足京城士庶人家喜爱春牛的愿望，百姓自制小春牛到京城出售。《东京梦华录》载“（开封）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座，上列百戏人物”“贵家多驾安车就看，买去相馈赠”。

    七夕节，东京多处有“乞巧市”，出售仙楼、仙桥等剪纸乞巧物以及用凫雁、鸳鸯、龟鱼等动物模型铸成、饰以彩画金缕的“水上浮”。许多瓦子、街头，叫卖一种叫“磨喝乐”的土偶。《东京梦华录》载，土偶“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司马光有“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的诗句。

    歌楼、伎馆与宋词创作

    词，原是隋唐兴起的燕乐歌词，经过诗人的努力，到宋代呈现出鼎盛之势。北宋对文教的重视，士大夫们雅集之风的盛行以及市民文化的勃兴，构成了宋词繁荣的沃土。

    东京作为文化中心，遍布全城的瓦舍勾栏里，说话、嘌唱、傀儡、影戏、杂剧等各种商业性文艺演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空前鼎盛。“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歌楼、伎馆里不绝于耳的歌声，使得词从宋初官僚士大夫们欣赏的一统天下走向市井大众。广泛的消费群体、新鲜的时代风貌，大大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词一跃而成为东京文化市场上的热销产品。为乐工、歌伎填词，以满足舞榭歌台、尊前席上的消费需要，成为东京城重要的文化生产。柳永、晏殊、晁冲之、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等是主要作者。

    时代歌手、慢词大家柳永，作为秦楼楚馆常客，“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谓生产“市民宋词”的高产作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以至于东京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柳永也因“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李清照《词论》）。柳永之词作写都市繁华、市井风情、歌伎遭遇和自身落魄，语言通俗有味，市民气息浓郁。“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这是他笔下的东京元宵夜；“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这是他笔下的金明池风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是他在东京与恋人惜别……

    宋词的兴盛，离不开东京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文化娱乐业的繁荣，离不开东京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和商业化，这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繁荣的大宋文化是我们传承与创新的丰厚遗产。今天，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柱，2013年，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成为国家级示范园区，以《大宋·东京梦华》《千回大宋》等为代表的演出，实现了大宋文化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完美结合。我们相信，以“宋文化”为核心的开封文化产业，必将在新的时代演绎出古典与时尚的辉煌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