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我国存在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极深烙印。对中国各领域影响至深、功过毁誉至今难有共识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走到生命的尽头。科举制度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废除的？开封与科举制度又有何关联？在河南大学举办“古代科举书院文化展”之际，记者与您一起重温历史，探讨科举文化对开封的意义。

    科举制度的废除

    今年78岁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范沛潍先生对科举制度一直颇为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3月27日，记者来到范老先生家，听他细说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的那段历史。

    自19世纪上半期开始，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英法等率先步入工业化强国以及日德等新兴强国不断对中国发起攻击，清政府割地赔款外加政治依附，亦不能取悦西方列强；国内则是改革失利，民怨四起，革命暴动此起彼伏。 1874年，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就曾提出建议：改革科举制度，于沿海省份设立洋学局，教授测算、兵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者获得同等地位。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人们在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也向科举制度举起了改革的矛。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便痛斥八股考试的种种弊端，直言其束缚思想、远离实际、远远落后于西方。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提倡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废除八股，改进策论，开设经济特科……只可惜“戊戌变法”仅仅勉强维持103天便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顽固势力，从变法之日起就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杨锐等6人被杀，其他倾向变法和参与新政的官员被陆续监禁、罢官和贬遣戍边。

    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百姓普遍愤恨，义和团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宣传，于1900年5月25日对八国宣战。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1900年7月20日黎明，北京城破。7月21日天未明，慈禧太后一行仓皇出走。途中，她命令清军“铲除”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慈禧太后一行一直逃到西安才得以喘口气、歇歇脚，此时已是当年10月。这一路上，慈禧太后已经命令王奕劻、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实际上后来是李鸿章一人全权负责议和之事，列强也表示同意谈判，双方定于1901年在北京谈判。

    谈判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条约之一——《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5亿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的活动转向催促慈禧太后回京履行条约。慈禧太后以为合约已有眉目，在各方面催促下，于1901年7月宣布将于9月1日动身回京，但后来又以种种借口推迟。她到10月6日才出潼关，打算经河南、直隶回北京。慈禧太后一行于11月5日在巩县过洛河，12月12日抵达开封，在开封滞留一个多月，表面上是为举办“万寿大典”，实际上是假做寿之名，行观望之实。1902年1月3日，慈禧太后等人从河北正定乘火车赴保定，选定日子后，于1月7日乘火车到达北京马家堡车站，回到紫禁城。

    数目巨大的赔款激起了各地的民变。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堪整合要求的重压，濒于解体。戊戌维新期间，主张变革者将教育症结归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上。梁启超有言：“欲兴学校，育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而严复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以。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为挽救清朝政府，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我朝科举）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意无所发明，宜讲求实学，挽回旧习。”最高统治者的一声“讲求实学”，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科举制度的运动似乎已然无法停止。

    科举制度废除之前，朝廷分为力保科举派与力废科举派，两者之间进行了艰苦论争。力废派认为，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知识。科举制度阻碍新式教育，也阻碍中国图存。

    力保派的逻辑是：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制度的弊病——八股取士，导致政府实用人才匮乏。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制度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朝廷抡才力弱，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制度的徐桐、刚毅、赵舒翘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极大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荣禄、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无论力保派还是力废派，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并非论争双方，而是清朝政权本身。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所谓“危迫情形”，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出后，趁机入侵中国东北，国事危亡。他们联名向朝廷奏请，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推广学校，以便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他们说：“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交加之下，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了自己王朝统治的巨大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2日废除科举制度，废除旧学制及选官制度，并建立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对教育制度以及官僚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些政策当中，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结构的格局。这样，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全国会试在开封

    会试，科举考试最高水平的角逐。相比锦上添花的殿试而言，竞争惨烈的会试无疑更为关键。3年一度的会试曾是举国焦点，关注度不亚于现如今的奥运会、世界杯之类。按照清代的有关规定，乡试在各省城贡院举行，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然而清一代的会试却有两科（癸卯、甲辰）不在北京举行，顺天乡试也有两科（壬寅、癸卯）不在原处举行。它们都是在河南开封举行的。

    1901年，是会试正科举行之年，又值光绪皇帝三旬寿辰，依照清朝惯例，应改正科为恩科，正科则推迟一年（有时提前一年），于1902年举行。1899年12月“壬寅，诏来年三旬寿辰……特举恩科，明年庚子乡试，次年辛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清史稿·德宗本纪》）。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国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微服出逃，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致使庚子乡试停科，原定的辛丑科会试也不能够在京如期举行。1901年8月，慈禧太后从西安起驾回北京，总共走了3个月，其中在开封竟然停留33天。正是在开封，她批准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并将该章程“通行各省”，令“立即仿照举办”云云。此后9天，慈禧太后下旨，命已被耽误的1901年会试，延期到1903年在河南贡院举行。

    那么，为何会选择在河南开封举行顺天乡试及会试呢？分析各方面因素，范沛潍认为主要有5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庚子国变”中，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焚毁，京师没有了适合顺天乡试和会试的场所。当时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清政府实在没有能力重修贡院。顺天贡院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考场，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善，其他贡院无法与之相比。要在短时间内修复或重建贡院，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记载：顺天贡院1574年3月开工重建，至第二年9月基本竣工。这一次的重修只是基本奠定了顺天贡院的格局——拥有号舍六千间——清代增至万间以上。如按张居正记载的重修时间表分析，重修顺天贡院至少需要一年半，而慈禧太后决定将会试移至开封时，距离1903年会试仅有近一年半，距离也要“借闱”开封举办的1902年顺天乡试只有10个月。

    另一方面是经费问题。庚子赔款数额巨大，朝廷暂时无法顾及贡院的修筑。明清两代，贡院的修建和维修费用并非完全由中央政府全部负责，而是工部负责六成，直隶地方政府负责四成。其中直隶省的费用由附近数县分摊。这种分摊制在政局稳定时没有问题，但“庚子国变”，工部办公机构被八国联军焚毁，官员逃散，京师附近诸县也是废墟一片。回銮之后，百废待兴，用钱之处甚多，还得先用于赔款。要在短时间内筹到重修顺天贡院的经费，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朝中不少大臣反对重修顺天贡院，理由很牵强：修贡院而亡国。1901年，礼部会同工部、户部官员在西安时就开始商量重修贡院之事，但朝野顿时传出一种声音，说大明王朝因修了贡院而亡国（指万历年的重修，后世均认可“明实亡于万历”这一说法），非常不吉利。结合当时的背景，恐怕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很多人默认“ 修贡院而亡国”之说。

    在当时中央政府尚未“还都”、财政吃紧、各部门尚未归位的状况下，清廷实在没有能力去重修贡院，只能“借闱”河南贡院移至开封。

    二是西方列强很清楚科举制度对中国士人和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义和团运动发展以直隶、京津、太原、山东等地最为迅猛，有些地方教堂被毁、教士被杀。八国联军为防止这些地区的人民反抗，武力要挟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时，特意在第二款中明确规定，“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根据条约附件八，如若在北京或其他义和团活动频繁的地区举行考试，势必引起外交纠纷。河南特别是开封义和团运动不似上述地区频繁，在河南贡院举行顺天、河南乡试和会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

    三是开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交通便利，河南贡院又设在开封。明清以来，开封一直被誉为“中原名城”、“八省通衢”，南北应考士子往返较为便利。另外，开封距离京师较近，更便于朝廷考试大员的往来及贡士们能迅速赴京参加殿试。1901年“谕内阁政务处奏遵旨妥议变乡会试事宜”中就有“至借闱考试一节，河南地居适中，毗连直隶，所有顺天乡试著于明年8月借闱河南贡院举行……”（《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八），同意会试和顺天乡试在开封举行。

    四是河南贡院占地颇广，号舍众多，条件较好，完全有条件承担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河南是人口较多的大省，也是文化较发达的省份，每科参加考试的人数居多。据《改建河南贡院碑记》记载，新建贡院有房舍9000余间，但每逢考试仍不够用，遂于道光九年增建房舍达11866间。另据《重修河南贡院碑记》记载，道光二十四年，重修河南贡院后，修建公所782间、重建考场10009个、修葺1857间、凿井五口。其后的五六十年间，又几经增建和修缮，使河南贡院成为全国规模最为宏大的贡院之一，具备了举办全国会试的条件。

    五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对开封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对河南官员的接驾十分满意。慈禧太后经临潼、华阴，出潼关，入河南境。河南巡抚、满人松寿已早早赶到潼关外接驾，此人逢迎功夫一流，在河南境内安排迎送十分周全，暗中令沿途各地民众向慈禧太后献瓜果、土产，令慈禧太后大为开心。因此，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在开封举行也可认为是对河南的照顾与重视。

    就这样，历史的机遇落在了古都开封的肩上。从1902年8月到1904年3月，这个贡院要举行6次科举考试（两科顺天乡试、两科河南乡试和两科会试），平均3个多月，就会有万名秀才或举人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河南贡院空前忙碌起来。商人也从中看到了商机，运河码头，舟船往返，开封城中，人头攒动。“最先感受商机闻风而动的是书商。”河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兼校史馆馆长陈宁宁说。当时闻风而动的众多外地书店，纷纷赶到开封抢占商机。一时间，外埠书局如百城书馆、龙文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会书房、儿童书局、广益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齐集书店街，上海商务印书馆特派20余人来开封设立分馆。据当时报载：“上海开明书店派人携新书20余箱，计200余种，来汴售卖。旬日间，顾客盈门，售出颇多。”新式文具也在开封推广应用，振华阁文具店，德玉祥、环文阁等书签铺，钢笔大王义聚魁，鲍乾元笔墨庄等在南北书店街先后开业。

    除了顺天乡试及会试改在河南贡院之外，开封还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之后数年中央政府和河南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开封的投入，铁路、邮政、实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是在开封创办河南大学堂，以开封游击衙署为校舍，每年由政府划拨经费白银3万两，这为河南乃至全国都培养了很多人才；三是撤河东总督，原掌管黄河有关权力归并河南巡抚。清代乾隆后，河道总督分为南河总督与河东总督。南河总督管辖江苏、安徽等地黄河、淮河、运河防治工作，河东总督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这意味着将黄河下游的河务划归河南巡抚，无形中扩大了河南巡抚的权力，对于河南地区来说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