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建立到宋仁宗时期，已经统治了80多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竞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到宋仁宗时，内外矛盾更加迅速发展，官僚队伍庞大而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赋敛接连增加，辽和西夏政权威胁着北方和西夏边疆，各地农民暴动此伏彼起。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朝对西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开始思变，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余靖、蔡囊等人为谏官，一道主持朝政。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九月，范仲淹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基本方案。方案涉及十事：第一、明黜陟，改变以前文官三年一升迁的办法，对于官员中确实有作为、立天功的人，才能提拔重用；第二、仰侥幸，改变贵族子弟承受恩荫做官的旧法，以减少冗官；第三、精贡举，考试学子着重在策论经学，不在诗赋；第四、择官长，严格选择提点刑狱以及各州县长官；第五、均公田，各级官员要按等级分给职田，防止贪污；第六、厚农桑，每到秋天，各地开渠修堤，以利农业生产；第七、修武备，招募卫兵5万，保卫朝廷；第八、减徭役，免除农民的部分徭役，减轻负担；第九、覃恩信，朝廷有政令，各地必须执行；第十、重命令。注重政令的统一。随后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发布及道诏令，施行新政。因为时值庆历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为贯彻新政，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根据按察使送来的报告，将碌碌无为的官员从登记薄上一笔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了”。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呀”！（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坚决罢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的职事。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不合格的官员被除名，一批精干的人才被提拔到重要岗位，这样，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赞扬新政，老百姓也对新政点头称快。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们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并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谣言。“彭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朝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当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