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大地上，古都比比皆是。而许昌的曹魏古都，却让史学家争论不休，认为魏都应在洛阳，但许昌人坚持，曹丕就是在许昌登基建立的魏国。当年的受禅台还在，记载汉魏交替的《受禅表》与《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两通碑（俗称《三绝碑》）犹存，它具体记载了当时魏公卿将军劝进及汉献帝禅让于曹丕的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公元196——220年，是曹氏父子在许昌成功经营政治的25年。25年中，曹操迎汉献帝刘协到许，使许昌成为当时的汉朝都城；25年中，曹操之子曹丕废汉立魏，使许昌成了魏国都城。2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瞬间即逝，论辉煌，它难以和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相比；论时间，它短暂的无法和任何朝代相比。但论地位，却不亚于任何一个朝代.这25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能如此的磅礴激荡，有哪一个王朝能演义出如此众多的故事，有哪一段历史能在这么短暂的时期孕育出如此众多的英雄豪杰、雅士文人。曹操在许昌的25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25年。这25年的历史，留给后人许多的思考，它令政治家深思，史学家激动，文学家浮想联翩，民众激情澎湃……曹操在许昌地上屯田，地下用兵，振兴经济，招贤纳士。青梅煮酒论英雄，蓬头跣足迎许攸，重金赎回蔡文姬，城信大义送关羽等，为许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使许昌成了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许昌因帝都而名扬天下。至今许昌还沐浴着曹操的经营谋略和智慧灵光。
    曹操的管理意识
    如果从现代经营的角度看，曹操的管理是非常成功的，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企业经营角度看成功企业大都是与成长阶段相适应地扩大实力，不是一味不自量地追求企业的扩大，注意不断增强经营素质，对风险常备不懈。曹操创业之初，他就是利用外部机构、组织、政策、舆论。第一步用发起十八路诸侯联军讨董卓的办法，争取自己的地位。第二步在山东、招兵买马，开始扩大经营目标。第三步迎汉献帝都许，“奉天子以令不臣”。先树起牌子，后称霸天下。赤壁之战，企业严重亏损，他仍能够重整旗鼓，继续取得进展。这些都说明曹操在经营管理上能够不断开拓新局面，推出新产品。这是抵抗风险最有力的手段。
    从组织工作方面看，成功的企业能够不断调整组织以适应市场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使一个时代都有相应人才的培养和出现。曹操虽然也利用自己的家族成员，但决不以自己家族为企业核心。他用人是“唯才是举”，对人才的管理是采用制度化的管理方式。他有一套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管理制度，所以他的手下总能保持有人才出现，而人才又是保证企业发展的关键。
    曹操的牌子意识
    古为今用，现在看来，曹操当年的许多思想可给我们市场经济时代以启示。如品牌意识。东汉末年，皇室腐败，桓帝和灵帝，任用小人，使豪强并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皇帝的身价声望在臣属眼中已跌至谷底。汉献帝刘协一开始就是董卓一手创造的傀儡政权，所以汉献帝开始便得不到朝廷大臣的支持，有不少官员甚至告老退职以示抗议。当年十八路诸侯联军讨董卓，理由是董卓“灭国杀君”，因此汉室臣子要“扶操王室，拯救黎民”。曹操起草的这篇檄文收集了十八路诸侯的军队。他懂得在他地位低下、势力弱小的情况下，他懂得牌子的重要性，他不忘用“矫诏”之计，即“假冒名牌、宣布自己起兵是‘奉天子密诏’”。所以有卫弘以家集相助做后盾后，应募之士，“如雨骈集”。公元192年，皇帝从没有人要，到两大力量为“争拥立”而互动干戈 ，利用价值陡增，但豪强争来掠去，使其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等公元196年7月，汉献帝回到京都洛阳时，洛阳残破不堪，皇宫将不复存在，皇帝必须露天立于草丛中主持朝政，威仪尽失。到了公元196年的8月27日，曹操乃亲自护驾出辕东行，迁都于许。到了许昌，曹操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了他。当汉献帝看到百官的朝拜，军队的欢呼，曹操跪在迎帝石上迎驾。他泪流满面，终于找回了帝王的威仪和皇帝的感觉。他亲自到曹操本营，擢升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在许都建立皇家祭庙及祭奉天地用的祭坛，每年春秋两次的祭祀活动，曹操一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操大办，使其隆重而又神圣，从而达到了“人心向天子，个个赞曹侯”的目的。曹操以辅佐王室的名义取得“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地位，战胜诸如袁绍、袁术、吕布、马腾、刘表等有实力问鼎的对手，并且可以把拥有天子密诏的刘备从徐州赶走。完成了从“伪冒牌子”到“创造牌子”的过程。曹操不仅善于借助牌子利用牌子，还很注意保护牌子，曹操懂得牌子比资金地盘还重要，没有牌子，要借用牌子，再设法创造自己的牌子，有了牌子，还要会宣传自己的牌子，维护自己的牌子。为了保护牌子，曹操在维护牌子方面，也做出了牺牲。正如他自己说的“倘若世上无有孤，将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曹操的诚信意识
    曹操的手下，谋士如云、战将如雨，而且一个个忠心耿耿，拼死效力，南征北战这么多年，大抵没有发生过叛逃现象。这就不由人不看到，曹操有值得称道的待人以诚以信的用人意识。曹操手下人马来源，无非三个渠道。一是本族兄弟，如曹仁、曹洪、夏侯氏族人等；二是慕名投到旗下的各方豪杰，如乐进、李典、许褚、典韦等；三是敌方降将，如张辽、徐晃、张郃、庞德等。曹操对待他们，都是充分信任，赏罚一视同仁。于是他们投曹后，均能拼死效力。曹操这方面最为闪光的一个例子，是官渡一战大破袁绍后，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书信一束，都是许都及军中诸人暗通袁绍准备将来卖身投靠的“效忠信”。有人劝曹操逐一对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命人一把火烧掉，不查不问。此事在《三国志》及裴注引《魏氏春秋》中均有记载。古往今来的政治家，能做到这一步的，能有几人！而那些曾向袁绍暗送秋波又得到曹丞相宽宥的人，能不暗中涕零，相期效死乎？
    对待关羽，曹操更是用心良苦，不可谓不诚不信。关羽不买账，另当别论。至于关羽华容道放曹之举，也只能说是关羽报曹操对其诚信的必然。试想当关羽知刘皇叔去向，带两位皇嫂离开许都之时，如果只关羽一人一骑，也许能够冲出曹军的道道关卡，投奔大哥刘备。可带着两位皇嫂，景况就大不一样了。在曹营的一片喊杀声中，曹操说：“吾言既出，安敢失信。” “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程昱说：“丞相待关某甚厚，今彼不辞而去，乱言片楮，冒渎钧威，其罪大矣。若纵之使归袁绍，是与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杀了，以绝后患。”操说：“吾昔已许之，岂可失信！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吾欲取信于天下，安肯有负前言”。褚说：“此人无礼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骑，吾数十余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追也” 。曹操自引众将回城，于路叹想云长不已。曹操对关羽的诚信，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关羽斩杀他六员大将，因有言在先，信义为重，曹操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除诚信外，曹操由此也派生出来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轻信。他轻信了刘备的灌园种菜，对“枭雄”丧失应有警惕，终酿成心腹大患；轻信了由蒋干偷来的周瑜那一纸谎言，错杀了蔡瑁、张允；轻信了凤雏先生那如簧巧舌，将战船用铁链连环，亲手捆住自己手脚，使自己元气大伤；轻信了黄盖老儿咬紧牙关制造出来的那身苦肉棒疮，刀架到脖子上了，还欣然笑曰：“公覆来降，此天助我也”；轻信了张松的小聪明诈言，焚烧了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孟德新书》……
    曹操的文化意识
    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才使他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还拥有了一流文学家的美誉。曹操“登高必赋”；也对他的两个儿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曹丕的“雅好诗书文籍”；曹植的“少小好为文章”。正因为如此，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建安风骨。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所以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儿子曹植被称为“建安之杰”。曹操家族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杰出的文学家族，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特殊经历，用自己的才情智慧、政治抱负，发展光大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那样动荡的年代能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团结起周围优秀的文化群体，共同形成一种文化传统而被接受下来，并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是不多见的。文化不仅让人充实，更能让人不朽，也正因为曹操对文化的贡献，使他的形象更高大，光彩更照人，这也是后人对他没有任何争议的一个方面。
    这些都是曹操留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