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掉他的胳膊！”野兽般的狂嗥。 
    手起刀落，两臂分离。伤者大骂不止。 
 “把两条腿也砍了！”更加歇斯底里。
    寒光闪闪，鲜血淋漓。伤者强忍剧痛，依然大骂。
    下令者不是吕后，而是反动军阀、国民党新二军驻张掖三百旅旅长韩起功；被砍者不是戚夫人，而是襄城县麦岭乡高庄村人高金城。
    1937年8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驻甘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会见高金城，向他传达了党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示，要他营救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指战员。
    原来，1936年10月，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围追堵截，鏖战4个多月，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一千余人流落四乡，下落不明。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失散人员。同时，南汉宸在西安开展工作，高金城老友吴波被南汉宸召回西安，与张文彬等研究营救问题。张向吴提出，应派人深入河西了解情况，但陌生人进去很难立脚，要物色合适人选。吴波当即推荐了高金城。
    吴波为什么推荐高金城呢？因为高金城正义感强，思想进步。
    高金城是一名医生，嫉恶如仇，不畏权贵。新疆商人马寿山和道台齐连元合伙经商，出现矛盾，齐连元倚权仗势把马寿山抓进监牢。高金城闻知，到道台府质问齐连元，要求放出马寿山。齐连元以“劫监砸狱，放走犯人”的罪名将高金城逮捕，意欲就地处死。
    群众逾越城墙，前往县衙，向甘肃省当局电告事件经过。省上派员调查，否定罪名，传讯吴桐仁到省审理。吴恶贯满盈，闻讯弃官潜逃，高金城无罪释放。“捕了高大夫，吓走吴镇守”的民谣广为流传。
    经过商讨，议定由高金城开设医院，让红军老团长蔡光波协助，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以此公开身份开展工作。
    不久，高金城与流散红军临时党支部取得联系，并以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向韩起功要回了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等。医院的20张床位，经常住满了红军伤员，治愈后一批又一批送到兰州，转送延安。
    高金城栉风沐雨，沿祁连山麓徒步来到甘州，与被俘红军地下党组织成员刘德胜、蔡文良等取得联系。他头顶赤日，跋山涉水，打听到陈昌浩下落，马上派人前去接应。听说陈已在群众掩护下渡过黄河，他当即电告谢老并转报中央，同时将被关押的张琴秋、黄鹄显、刘瑞龙的准确消息向中央作了报告。
    高金城接到彭加伦电报，得知民乐县南山隐藏红军指战员极多，就去到那里。这里是洪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大地主孙振铎的势力范围，高金城与其有旧交，决定冒险约谈。高金城向孙振铎晓以大义，请他协助。
高金城把彭加伦的电报交给孙振铎，说：“我相信你是位爱国绅士，把这封电报给你作抵押，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如不相信，用这封电报便可将我的人头拿去。”
    深明大义的孙振铎甚为感动，说道：“你放心，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一定保护你们营救红军。”
    高金城在一百多张纸条上面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派人散发，并告知健康状况欠佳的同志，去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击三下，有人接应。一批红军指战员得到营救，如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西路军派出的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中心县委秘密发展的王泽喜、潘发生等。
    流散红军大批离开，引起敌人怀疑。韩起功部的一位处长向高金城透风，密谋杀害共产党员的名单上有高的名字，劝他躲避风险。但他认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尚未完成，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执意不愿离开。
    1938年2月3日（旧历正月初四）凌晨4时，韩起功将高金城抓到大衙门内进行审讯。韩起功要他交待放走了多少共产党人，交出共产党员名单。高金城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行径、韩起功恬不知耻。韩起功恼羞成怒，命令断其四肢，活埋在张掖大衙门后花园里。高金城时年52岁。
    1949年秋，张掖解放，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二军政委王恩茂探望烈士遗孀牟玉光。
    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同年，韩起功被审判后枪决。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谢觉哉、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以及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被高金城营救的红军领导干部魏传统、李开芬、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送了挽幛。
    2005年11月，经中共张掖市委批复，建于1998年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张掖纪念馆更名为高金城烈士纪念馆。
    高金城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作为襄城县人，我为之感到自豪，向烈士致敬。
    在高金城烈士就义81周年之际，我怀着沉痛和钦佩的心情，写下此文，以缅怀先烈，抚今追昔，继烈士志，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