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其实是暖男
    包公做这两件事，都不违背政令与法令，是他对师长的孝心。
    对于自己的亲人和族人，包公从不徇私枉法，但是能帮的忙他还是帮的。族人经济上有困难，“拯无所吝财，自奉虽薄而喜于周急（《野客丛书》卷九）”，包公自己过俭朴日子，把钱省下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
    由此可见，包公虽然看上去难以接近，但他身上其实洋溢着可爱的人情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骨子里是一个“暖男”。
    南宋多战乱，有人问岳飞：“何时才能天下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方能太平。”其实爱钱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文臣爱钱并不过分，因为爱钱而贪污受贿才过分。
    包公是清官，他爱钱吗？或许不爱。南宋时，朱熹给弟子们讲过包公不爱钱的故事。
    包公年轻时与同学在合肥老家寺庙里读书（寺庙环境清幽，房租低廉，保不齐还能遇上美女崔莺莺，唱一出《西厢记》，是古代书生理想的读书场所），饿了回家吃饭，每天往返于寺庙和家之间。他们路上要经过一个富人的房子，但是从来没有去富人家里拜访过。有一天，富人看到他们经过，非常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吃饭，被他们婉言谢绝了。第二天，富人专门跑到庙里邀请。同学说：“人家诚心诚意请咱们，不如过去试试看？”包公正色说道：“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这是个有钱人，现在我们吃他一顿饭，将来中了进士，做了本地的官员，如果他找上门来，让我们徇私情走后门，我们答应还是不答应？如果应了他，违反国法；如果不答应，违背私情。为了安全起见，我看咱们还是不吃他的饭为妙。二十年后，包公果然回到合肥做官，因为他不欠任何人的私情，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在合肥没有干过一件徇私枉法的事情。
    朱熹是南宋人，与包公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距离，他讲的故事可能出自当朝史志（宋朝史志浩如烟海，大半因为战乱而遗失了），也可能得自民间传闻。从包公一贯刚直的秉性上看，这个故事多半是真实的。
    欧阳修与包公同朝为官，熟知包公性格，他评价道：“拯性好刚，天资峭直。”包拯脾气太硬，天生一副难以接近的性格。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包公有些不近人情。
    大凡举世闻名的清官，都有些不近人情，明朝清官海瑞就是一例。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前娶许氏，生二女，出。后娶潘氏，不数月亦出。”海瑞先娶妻许氏，人家给他生了两个女儿，他把人家休了。紧接着娶妻潘氏，一起生活不到几个月，又把潘氏休了。明清时理教横行，女性被夫家休掉是奇耻大辱，因而自杀者往往有之，这个海瑞海大人莫名其妙连续休妻，确乎不近人情。
    不过我们的包拯包大人在这一点上比海瑞要强。他娶妻董氏，是中进士之前娶的，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妻子还是这位董氏。董夫人是包公的结发妻子，一直陪伴包公到死，两人可谓白头偕老。当然，包公晚年娶了小妾，但那是古代中国士大夫的通病，是当时社会上的正常现象。据我考证，苏东坡的爸爸苏洵娶了两个小妾（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是小妾生的）；南宋大诗人陆游娶了一个小妾，后来还从四川带回一个妓女；豪放派词人辛弃疾至少娶了六个小妾。爱国状元文天祥更厉害：二十岁中状元，娶了一个妻子，复姓欧阳；又娶了两个侧室，一个姓颜，一个姓黄；中年又陆续纳了七个侍妾，前呼后拥，都是莺莺燕燕。包公只有一妻一妾，跟他们比起来，可爱多了。
    包公还有一个可爱之处：懂得感恩。曾巩《孝肃包公传》：“少为刘筠所知，筠无子，为奏其族子为后，而请还其所没田庐。”有一位大臣刘筠，做过翰林学士，做过合肥的行政长官，很赏识包公的文章和为人，大概也指点过包公怎样读书应考，走上仕途。包公心存感激，视刘筠为师长。刘筠死后，他向朝廷上奏，帮刘筠办了两件大事。第一，刘筠没有儿子，包公让朝廷从刘筠族中挑了一个继子，继承刘筠的香火；第二，刘筠生前犯有小过，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包公请求发还，使刘筠一门得以维持生计。
    包公收入有多高
    刚才讲包公周济族人，后面隐含一个前提——他有钱。如果没钱，自己都在吃糠咽菜，拿什么周济人家呢？
    包公有钱吗？有。他那么清廉，哪里来的钱呢？答案是俸禄。
    宋朝皇帝优待士大夫，论官员俸禄之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无朝可比。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过当时大臣的待遇有多么惊人：“今群臣赐一第，或费百万，臣所部二十州，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曾不足给一第之用。（《宋史·张根传》）”皇帝派人给大臣建造豪宅，有时候能耗费一百万贯，张根掌管淮南二十个州县，每年上缴中央财政三十万贯，还不够给大臣盖房呢！
    也不是说所有官员在宋朝都能得到高收入。刚入仕途的低级文官，薪水既低，又没有各项福利，用他们的话讲，“所入仅足以代耕”，收入跟一个农民差不多，勉强糊口而已。至于不入流的小吏，在王安石变法前则连薪水都没有，收入全靠贪污，否则只能饿死。《文献通考·职役考》云：“内外胥吏素不赋禄，唯以受赇为生。”说的就是北宋前期底层小吏靠受贿为生的怪现象。
    包公是正牌进士，五十多岁“倒坐南衙开封府”，跻身于高官阶层，他当然有俸禄，而且俸禄一定会很高很吓人。
    拙著《历史课本闻不到的铜臭味》曾经按照宋仁宗时的物价，将包公得到的所有薪金与福利统统折算为铜钱，加起来总共是两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这就是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时一年可以支配的全部收入。
    两万多贯是什么概念，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让我们来看看王安石三十岁那年写的《上运使孙司谏书》吧：“某为县于此两年，见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王安石在比较富庶的江浙地区当了两年县官，发现所谓民间大户也只有百亩田产，每亩最高两贯，总价值最多不超过两百贯。包公在开封府一年可入两万贯，可去江浙购买良田一万亩，一百户富庶农民的全部田产加起来，还比不上他一年的收入。
    读者朋友会觉得，包公之所以清廉，是因为俸禄优厚。高薪确实可以养廉，但是却不能防贪，因为人的贪欲是无限的，除非有某种因素作为强力约束，否则大多数官员将持续不停贪下去。
    宋朝有很多清官，也有很多贪官，制度对官员的约束是一样的，清官之所以为清官，是因为他们比贪官有操守，一个没有操守的官员，不管你给他多么高的薪水和福利，他都欲壑难填。可惜操守并不总是靠得住，清官做久了，发现贪官比自己活得更好，发现贪污起来没有太大风险，往往也会变成贪官。包公清廉一生，操守始终很好，始终没变成贪官，所以他值得我们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