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开封府，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包公。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让包公名扬四海。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人景仰包公。可以说，包公是开封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包公代表的是廉洁奉公，代表的是正气凛然，代表的是为官清正。尤其是在正义不得伸张、歪风邪气盛行之时，人们更加怀念包公。当然，包公之所以成为包公不是偶然的。包公形象是整个宋文化的产物，更是人们渴望的结果。
    包公名拯，字希仁，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此时的大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的治理，经济已经初步繁盛，百姓已不再像五代时期那样颠沛流离，早已安居乐业。宋真宗也是一个不扰民的皇帝，虽然有些迷信，但总体上还是个好皇帝。
    包公的家乡在合肥公城乡。其祖父叫包士通，父亲叫包令仪。包令仪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曾经中过举人，还当过虞部员外郎。按说，这官职不算大，也不算小，可令人奇怪的是，包令仪竟然辞了铁饭碗，回家种地了。是因为他如陶渊明一般，渴望“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呢，还是受了什么委屈，一气之下辞官归里？我们都不得而知。从包公后来的行为，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包令仪辞官归里，是因为要尽孝道。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包公是包家的单根独苗，小时候，父母肯定对他钟爱有加。包公的长相也不像民间传说和戏曲描绘的那样，是个黑炭头，相反，包公面色白皙、眉清目秀。其遗像清秀古雅，是一个标准的文人形象。包公额头上，自然也不会有那一弯月牙。老百姓之所以把包公塑造成黑面又加一弯月牙，是因为要凸显包公的铁面无私，要凸显包公的智慧和清廉。
    包公是独子，当然不会有哥嫂，更不会由哥嫂抚养长大。民间传说和戏曲中之所以出现哥嫂抚养的情节，是因为有些人将包公儿子的经历挪到了包公的身上。
    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朝廷开科取士。这对于学子来说，真的是一次良机。很多学子奔走相告，因为十年寒窗苦，货与帝王家的时机到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包拯竟然放弃了大好机会，没有报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由于包拯是独子，包拯如果参加了科举，外出做官，父母就没人照顾。在古人的观念中，百善孝为先，只要有违孝道，任何事都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做多大的官，只要父母去世，就得丁忧回家，除非朝廷“夺情”，才能继续上班。不然的话，就是不孝，就会不齿于人类。
    包拯的父母也很发愁。为了让包拯参加科举，他们估计没少费唾沫星子。但恪守孝道、做事循规蹈矩的包拯就是不答应。家中无人照顾父母，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外出的。后来，不知是父母想出的主意，还是别人出的高招：让包拯结婚。如此一来，不但解决了包拯的个人问题，有可能使包令仪夫妇早日抱上孙子，同时也解决了包拯外出的后顾之忧。他走得再远，家中父母也有人照顾了。“高考”之前先娶妻，这倒是包拯的专利。包拯的妻子姓董。从娶过董氏后，包拯就放心外出的情况看，董氏应该是恪尽孝道的一个人。
    又过了两年，朝廷又开科取士了。包拯这下无了后顾之忧，终于报名参加了。
    令人奇怪的是，包拯没有在故乡合肥参加乡试，而是“异地高考”，在京城开封参加了乡试。
    但命运似乎格外眷顾包拯。宋仁宗忽然下了圣旨，要进行科举改革，革新科举内容，即科举考试不仅仅考诗赋，还要考策论。
    包拯是个严肃认真、循规蹈矩之人。他当然是满腹经纶，经邦济世的志向也十分远大。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包拯不是个文艺青年，在诗赋方面虽然也能动笔，但才能平平。我们看一看包拯所做的诗，虽然正气凛然、忧国忧民，但却是文采不足。所以，朝廷不光考诗赋，还要考策论的改革，对包拯来说是件大好事。考试的结果自然是好的，包拯被录取为“合格奏名进士”。也就是说，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了。
    殿试在天圣五年的三月二十日举行。考生们半夜就起了床，带着笔墨纸砚，还有一些食品，在东华门外排队等候。那时的考试也和现在的一样，每人一个座位，防止一些考生偷看别人的试卷。而且也有准考证（文牒，上面写有考生的座号）。
    天亮以后，宋仁宗赵祯亲临崇政殿。皇帝的来临估计使考生们又激动，又紧张。考试试卷的题目要求考生写一篇赋、一首诗、一策论。
    考试的结果是，包拯被录取为进士，授职为大理评事、知建昌县。因为建昌县在江西，不便侍奉父母，包拯便请求朝廷能允许他在他的家乡任职。最终，他被任命为和州监税。
    和州本来离合肥很近，包拯之所以如此做，就是为了忠孝两全。无奈包令仪夫妇故土难离，连和州都不愿去。包拯无奈，只好辞官，在家乡侍奉父母。现在看来，包拯的举动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包拯的这个举动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而且颇受世人赞扬。包拯在家一呆就是十年。父母去世后，他又在父母墓前庐墓三年，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