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简言之即资金的融通。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规模庞大的货币资本运动，因而金融早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历史地看，金融又是一个很古老的部门与行业。今年高考语文（河南卷）现代文阅读试题，是一篇关于宋代金融与信用的短文，文章在娓娓道来中勾勒了宋代信用的形式、特点及其作用。其实，在中国古代金融发展史上，宋代金融及其信用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一方面续写着中国古代金融发展的新篇，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教训。

        币制的整顿

        唐灭亡后，中国陷入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政权都以正统自居，因而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十国中的前蜀、楚、闽、南汉、后蜀、南唐也都曾发行货币，铸有铜钱、铁钱、铅锡钱等，其中以铁钱为多，加上民间私铸恶钱屡禁不止，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币材低劣、币种多样、币值波动不定，流通具有割据性、封闭性。政权的林立导致货币制度各自为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十分混乱，就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因而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倒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就着手对货币进行整顿，严禁私铸钱和劣币流通。《宋史》载，太祖时，“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公式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太宗时又下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整顿的结果是，除川、陕外，铜钱成为全国多地使用的货币，传统的铜本位币制再度确立。到真宗年间，铜币逐步取代了五代时的旧币。

        为此，朝廷还规定了铜钱的配料和重量，各时期有所不同。如真宗景德年间，朝廷规定的铜钱铸造标准是，每贯（即1000文）用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

        宋代的铸币机构，依唐旧制，也称钱监，分布于全国各地。因铸钱的币材不同，有铁钱监、铜钱监两大类，其中主要是铜钱监。

        为保持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朝廷实行“铜禁”政策，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同时禁止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犯“铜禁”者严惩；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阻止铜钱外流。但是，由于以上政策收效有限，加之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铜钱的外流、民间的窖藏等原因，最终还是引发了闻名于历史的“钱荒”。对此《宋史》载：“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至于贵金属金银，其目的本不在日常交易流通，而是作为财富贮藏和大宗的支付手段。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就宣布禁止伪造黄金白银。政府将金银铸成金银铤，作为财富的代表而贮藏起来，铸造的金银钱则主要用于赏赐和喜庆。在对外贸易和与西夏、辽的关系中更是大量使用白银和绢帛。

        北宋的交子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的产生就是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换。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宋代货币成就的最大亮点。它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普遍使用的是铁钱，真宗景德年间还铸造有大铁钱。铁钱体重大而价值小，“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可见铁钱自身的缺陷是“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交子成为纸币有一个过程。最初交子是蜀地商人私自印行，属“私交子”，结果导致“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以治蜀著称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咏（字复之）进行整顿，令16家富户“连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张咏也因之有了中国“交子之父”的说法。这时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信用凭证，也可以说是一种代金券。交子出现后，因为随时可以变现，方便了交易，但随之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富户中有的“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形势逼迫着交子必须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为政府信用。

        天圣元年（1023年），时担任益州转运使的薛田、张若谷上奏朝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益州交子务在成都设立，次年开始发行交子，自此交子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正式发行流通，此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为1贯到10贯，共10种。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起改为5贯和10贯两种。

        交子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楮币”或“楮券”。据《宋史》载：“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这是因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纸，一种用楮树皮为材料制造的纸张，而成都造纸业发达，楮纸制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戴蒙知绵州，又请求朝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交子的印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