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活动和个人行为，不外乎义与利两个方面。孰轻孰重，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义利观，即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选择。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君子追求的是道义，小人追求的是利益，对义利的不同态度，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孔子这种义利观的辩论也成了历朝历代永恒的话题，因为人类生活离不开精神与物质，于是义利就与每个人连在一起。
　　　　正确理解义利观，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其一，义与利是相对而言的，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君子追求义，但并不反对利，不拒绝正当的物质利益，如劳动所得。孔子收徒教学要收学费，学费就是束脩（脩即腊肉条，十根腊肉条为一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只要以一束腊肉条作为礼仪，不论贫富贵贱，他都会尽心尽责地教诲。孔子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也是人，他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维持生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与利并非水火不容，谁能拒绝正当的物质利益呢！
　　　　其二，当义与利相矛盾时，君子舍利而取义。物质利益固然重要，但大义比它更重要，如果为追求利而舍弃义，就是本末倒置。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说：“您何必开口就讲利益，有了仁义就够了！如果君主开口就说为国谋利益，士大夫开口就说为家（封地）谋利益，庶民开口就说为自身谋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怠慢他的国君。”孟子这番话表明，仁义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人人见利忘义，国家的灵魂就丧失了，没有灵魂的躯体是没有生命力的。虽然人人都向往财富，但很多违背大义的财富就不能取，如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坑蒙拐骗等，败坏了人品、官德、国格，就绝对不容许。事实证明，对金钱所持的态度，最能彰显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也最能预测一个国家的前途未来。
　　　　《资治通鉴》对义利观有大量记载，其褒贬态度也是十分鲜明的。不劳而获，分文不取。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九月，朝廷任用右散骑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李景让成了一方军政大员。李景让之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东都洛阳，以礼义教导诸子。一日，宅后古墙因雨塌陷，露出诸多铜钱，可装满一船，郑氏闻知后前往查验，焚香祷天曰：“我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此必天怜我贫而赐之，但我愿诸儿他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将铜钱尽数掩埋。三子李景让、李景温、李景庄生活贫困，遵母教发奋求学，皆举进士做官。诸子成名后，郑氏管教更加严苛，谁有违义之处，即鞭打不饶；李景让年过半百，鬓发斑白，依然受母鞭打。在郑氏教导下，李家三兄弟皆为官清廉，美名传天下，时人誉之“李氏三君子”。
　　　　朝廷尊严，重于钱财。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三月，少府监（主管宫廷事务之官）裴匪舒善营利做生意，奏请高宗卖掉宫苑马粪，一年可得钱20万缗（mín，量词，一千文铜钱穿成一串为一缗）。高宗问太子少傅刘仁轨可否，刘仁轨答：“赚钱是不少，恐怕后代称唐家卖马粪，不是好名声。”高宗于是中止了这宗买卖，此后也未卖宫苑马粪。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四月，尚方监裴匪躬主管西京（长安）宫苑事宜，将卖苑中蔬　菜瓜果以收其利，西京留守苏良嗣不允许：“春秋时，鲁国国相公仪休不许家人种菜织帛，以免与民争利；我从没听说过皇家卖蔬果。”裴匪躬只好作罢。这两件事，裴匪舒、裴匪躬想的是赚钱取利，刘仁轨、苏良嗣想的是朝廷尊严。毋庸置疑，如果皇家连宫苑马粪、蔬果都要卖了赚钱，那么传递给天下的信息将是唯利是图。如此上行下效，蔓延无穷，人人舍义逐利，朝廷将何以教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