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提起这首妇孺皆知的歌谣，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民的铁面包拯形象跃然眼前。一千多年来，他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官员，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也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 
    奉养双亲 孝闻乡里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也就是今安徽合肥所辖的肥东县包公镇包村。史书记载，他的父亲叫包令仪，曾做过福建惠安县知县，官至虞部员外郎。 
    包拯从小积极上进，求取功名。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知县。 
    当时，包拯的父母年事已高，不愿远离家乡随儿赴任。包拯为了照顾父母，放弃建昌知县的官职而改任职位较低的监和州税。和州（今安徽和县）虽邻近合肥，父母仍不愿意随同前往。在为国尽忠和为父母尽孝上，包拯选择了后者。他毅然辞去官职，屏居乡里，奉养双亲。直到父母去世、守丧3年期满之后，已经38岁的包拯才正式登上仕途，出仕做官。为了侍奉年迈的双亲，放弃大好仕途，居家10余年，其孝闻于乡里。 
    出仕途中，包拯写下了自己毕生为官的座右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弹劾权贵 刚正不阿 
    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如今记载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长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书。 
    有贼把别人的牛的舌头割了，主人告状，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杀了。不久又有人来告状，说牛主人私杀耕牛，这在宋朝是违法的，包拯断喝道：“为什么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贼被识破，惊服。 
    虽是小案，却能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也许他“善断狱讼”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的。事实上，包拯的政绩并非在断案上。 
    在官场崭露头角的包拯，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反对朝廷进贡求和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等。其间，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与对方使馆“二把手”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 
    包拯一生留下185篇奏议，其中50余篇用来弹劾本朝官员。这其中有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也有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公式、杨景宗等。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他曾7次弹劾酷吏王逵，最终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公式，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现在提的“庸官”“不在状态”。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也就是当时的“国丈”。本来只是个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平时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有六次之多。最终让仁宗作出了让步。
    呕心沥血 为民请命 
    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还呕心沥血为民请命。 
    当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立名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奏议中说，一斗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即以实物交付。 
    包拯还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民欢呼至泣下”。 
    在奏议中，包拯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 
    此外，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 
    开封府流传着包公“开后门”的故事。说是包拯主开封府政期间，各地民众纷至沓来，申诉冤情。但是由于衙役道道把关，许多状纸到不了包拯手上。包拯知道后，决定打开其办案大厅的后门，让平民百姓可以直接进入衙堂，向他面诉案情。拳拳之心，在一个个流传千古的故事中为后人所传颂。 
    严于律己 为官清廉 
    42岁时，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 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 
    包拯也因“端砚事件”被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 
    令人钦佩的是，从政25年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记恨者比比皆是。但他依然能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原因就在于包拯本人廉洁如水，清若明镜。欧阳修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这样赞美他：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包孝肃公家训》） 
    包拯曾执政开封府，其间，他执法严明，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治京有方，堪为中国官僚的模范。如今，在开封，我们会发现包公给这座城市留下的烙印，如开封府、包公祠、包公湖、包公豆等。 
    嘉公式七年（公元1062年），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他病逝时，“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 
    千百年来，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包公精神，跨越时空，备受人们推崇。如今，包拯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为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