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有言：“两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晚唐诗歌，至于化境，字字珠玑，固是绝顶之作；而六朝人物，因其放浪形骸、意出尘外，亦是有趣至极。而在六朝人物中最超脱世俗之外的，当属三国时魏国的著名诗人阮籍。

        据史书记载，阮籍“容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作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的儿子，除继承了父亲的文采外，他还多了一分狂放。正是这分狂放，让阮籍的形象更具魅力。上苍给了阮籍写出好篇章的天赋，也给予了他独特的气质。面对当时的礼教，阮籍的表现是绝古的，虽然不能称他为圣人，但也算是奇人，且奇得大度、奇得与众不同、奇得仙风道骨。

        有人说，如果魏晋时代失去了阮籍，整个时代都将黯然失色；正因为有了阮籍，魏晋时代才能令人神思遐往、不停追逐。他帅气、博学、豪放，是人中翘楚。他应时代而生，却因时代而徘徊转侧，仅留下让后人无限遐想的魏晋风骨。

        这样一位鼎鼎有名的才子名士，正是开封尉氏人。如今，唯有尉氏县城的阮籍啸台和阮籍墓两处古迹在不断诉说千年之前的故事。

        阮籍，字嗣宗，3 岁丧父，家境清苦，全靠勤学成才。他怀有济世安民的大志，无奈生活在三国后期，地处中原的曹魏被司马氏专权，社会混乱，血雨腥风。这种情况下，众多文人倾向于玄学，用酣饮、佯狂、放浪山水之间对抗，其中的代表便是竹林七贤。其中，嵇康最为桀骜，面临杀身之祸也不向当权者低头，最终被司马昭所杀。阮籍虽对司马氏不满，但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若即若离态度，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或缄口不语，或酣醉不醒。酒成了阮籍避世的手段，他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时往往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 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阮籍啸台又叫阮籍台，是阮籍舒啸处。如今，阮籍啸台遗址在尉氏县城东部小东门南城墙上，东邻城壕，西濒湖水，南北皆为住宅。相传，阮籍常在此段城墙上吟诗讴歌，后人为了仰慕先贤，便在此筑台以表心意。历代名流学士只要光临尉氏，总会登台游览、题诗赋歌以作纪念，如唐代包融、宋代苏轼等都留有诗句。



        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来到一汪湖水前，可以看到湖东北侧有一个高高的土台静静伫立，那便是阮籍啸台。为什么叫啸台呢？其实，所谓的“啸”就是撮着嘴吹口哨。在古时，啸是一种音乐，有专门的乐章，可惜早已失传。魏晋人多会啸，用以彰显自己名士的身份和放达的气度，而阮籍只是借其抒发内心的苦闷。据《世说新语·栖逸》记载，阮籍吹的口哨可以传几百步远。一次，阮籍去拜访隐居在苏门山中的孙登。他向孙登提出了很多问题，可孙登冷漠如冰，连眼珠子都不动一下。阮籍无奈，干脆对着孙登吹起了口哨。这下孙登开了尊口：“请再来一次。”阮籍再次长啸，然后就下山了。到了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口哨声，原来是孙登在吹口哨，以此表达与阮籍志同。受到孙登的感染，阮籍写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

        据史料记载，阮籍啸台原“高十五丈，阔二丈，有层三楹”，与战国尉缭高台南北相映。台上原有厅一间、屋三间。厅前花墙围绕，院中有古柏一株，气势挺拔。相传，清宣统年间，这里的居民在台下西侧发现了一眼用大筒瓦砌成的七角水井，据说是阮籍花园故址。虽然阮籍啸台在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 年）、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 年）和中华民国四年（公元1915 年）曾被重修，但终因年深日久，受到风雨剥蚀且水土流失。后来，阮籍啸台在日寇进犯尉氏时被毁。据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黄水泛滥，泛区无家可归的百姓逃至县城，将古台四处挖洞，暂为栖身之所。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文化古迹非常重视，1957 年，阮籍啸台被列为尉氏县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得以保留。1985 年，阮籍啸台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阮籍啸台高10 余米，为黄土夯筑而成，呈不规则状，上面长有大小不一的树。可能是受到风雨侵蚀，有的树根裸露在外，加上孩童把阮籍啸台当成土滑梯来玩，形成了一道道光滑陡峭的丘壑。登上阮籍啸台放目远眺，东湖一汪清水波光粼粼，令人不禁浮想联翩。

        尉氏县阮庄村北边有一个孤寂的坟墓，其中安睡着风流洒脱的阮籍。墓葬前的墓碑立于清乾隆年间，立碑者是曾任河南巡抚、浙江巡抚的阮籍后人阮元。墓碑上用隶书写着“魏关人候散骑常侍嗣宗阮君之墓”。
   


        魏嘉平元年（公元249 年），阮籍被逼任命为司马懿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继任司马师从事中郎。司马师死后，他又成了司马昭从事中郎。由此可以看出，司马氏父子拿着一条铁链，把阮籍死死地拴在了身边。阮籍被迫处在血腥的漩涡中，眼见了阴谋毒计，其悲郁绝望之感如沸水煎心。追求“超越形质之美”的阮籍，面对黑暗现实的包围，一生注定痛苦。阮籍将其坎坷纠结的一生，溶解在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的咏怀诗里。82 首咏怀诗记下了他一生的喜怒哀乐，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这些咏怀诗也为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尤其是他登广武山观楚、汉
古战场时发出的一句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至今仍在流传。这些诗形象地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



        面对那个时代，性情旷达的阮籍是压抑的。于是，他车至穷途而痛哭，为一位死去的素未谋面的美丽女孩吊唁，笑礼法君子如虱处裤中，为了美酒而求作步兵校尉。阮籍接受了嵇康等人放言高论而死的血的教训，蓄意检束，“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他没有像山涛一样中道变节，向现实屈服；为拒绝与司马昭结亲，他佯狂买醉60天，让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无功而返……当时，很多人都称他为“阮痴”。痴就痴吧，他放浪佯狂的行为最终保护了他，他不露声色地在广阔的天地间自在逍遥。但这样做只不过是在高压下苟且偷安，阮籍的内心并不平静，否则，他不会深夜不能寐，将满腔心事交付于瑶琴；他的眼前不会出现孤鸿的鸣叫，更不会忧思独伤心；他不会在82首咏怀诗中留下无限的悲愤，更不会驾车任意驰骋，在没有路时放声大哭。阮籍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哭，为自己最终的失节而哭，为普天下文人孱弱的命运而哭？我们都不知晓，只知道劝进之后不到数月，阮籍就孤寂而终。我们可以想象，在170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里，屋外人迹罕至，只有孤鸿的鸣叫划破夜空，屋内室旷人寂，只有冷风相伴，而在那晚，阮籍的眼角一定有泪水滑落。



       阮籍内心深处是很想一展抱负的，他写的《乐论》里说得明明白白，应以礼乐教化天下，可见他早想周济天下。只是，自幼饱受儒学教养的他，后来面对的却是乱世。他出仕、辞官、再出仕、再辞官，反复数次，直到最后一点热量耗尽。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阮籍写了《劝进表》后，处于愧悔交加、悲愁不堪情绪中病死家中，给孤独矛盾的人生画上了句点。然而，阮籍千年的绝响，依然回响于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