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字瓦当，直径13厘米，厚1.8厘米，1998年出土于洛阳市新安县仓头乡汉函谷关遗址。

• 此瓦当为汉代函谷关建筑檐端的构件，采用模制工艺，当面呈圆形，外廓右上部残损。当面正中阳文篆书一“关”字，结构方正雄浑，笔势古朴苍劲，极具汉代特色。

• 汉代文字瓦当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关”字瓦当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明确以单字“关”标示关隘身份的汉代瓦当，主要集中出土于洛阳市新安县与三门峡灵宝市一带，具有鲜明的官方标识属性，是汉代关隘建筑的实物见证。

    函谷关作为古代中原腹地的咽喉要塞，最早由战国时期秦国据险设关，旧关位于今灵宝东北，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

    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出于强化中央集权，控御崤函以东地区的战略考量，同时也应楼船将军杨仆“耻居关外”并捐资移关之请，朝廷将关址东迁三百里至今新安县境。

    《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新关依山傍河，形成了“南连洛水、北抵黄河”、绵延六十余公里的纵深防御体系。

    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镇压黄巾起义，朝廷设置“八关都尉”，统辖洛阳周边八大关隘——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

    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函谷关位居八关之首，其“中原锁钥、两京咽喉”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这件瓦当，不仅作为汉代关隘建筑的实物遗存，更是诠释两汉国家意志的关键物证。它实证了汉武帝时期“徙关”这一重大地缘政治变革，为精准界定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它也折射出两汉时期严密的关禁制度与发达的驿传交通网络，映射出封建王朝对核心战略枢纽的绝对掌控与宏大的国防安全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