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韦应物所撰以龙门为题的诗歌，与其本人的两次亲身游历相关，均从龙门山的自然景色写起，视觉落点又回到了洛阳城。其一为《龙门游眺》：“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素怀出尘意，适有携手客。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日落望都城，人间何役役。”此诗反映出唐代龙门与洛阳城的密切关系。从留存于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唐代洛阳城层次丰富的社会空间。
关于这一问题，温玉成、李玉昆等学者均有论述。今笔者所选择造像题记涉及到的人物，是以有明确记载生活于唐洛阳城、出资营造龙门窟龛的功德主作为研究对象，世俗社会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组成了自上而下、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空间。
二圣
位于最高层面的是高宗皇帝与武后，称为“二圣”。龙门西山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一铺九尊造像（图1），规模宏大，不仅是龙门石窟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而且是唐代雕塑史上的巅峰之作。在其佛座东南隅，刻有唐调露二年（680年）大卢舍那像龛记：“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者，大唐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高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暕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调露元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该题记因露天刊刻而石质风化，文字缺损（图2），故开元十年（722年）重刻题记全文于佛座北侧，并附刻牒文于后。1483号龛亦刻有大卢舍那像龛记，内容与上述题记有相同之处，涉及韦机、樊玄则、李君瓒等人：“卢舍那大石像，右件像，咸亨三年四月一日起手，至上元二年十一月卅日功讫。敕使司农寺卿韦机囗囗囗校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樊玄则囗囗囗囗囗囗囗李君瓒囗囗囗囗姚师积……”
图1 大卢舍那像龛（霍宏伟摄影）
图2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佛座南侧调露二年造像记拓本（路伟供图）
题记中所云“天皇大帝”即唐高宗李治，“皇后武氏”即武则天。两人长期居住于洛阳宫城内。因高宗身体欠佳，韦机在宫城西南隅营建上阳宫。《两京新记辑校》卷四云：“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即禁苑东垂，南临洛水，西亘谷水，上元中韦机充使所造。”小字注云：“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以听政也。”据陈长安先生考证，唐调露元年（679年），“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作为大像龛的供养寺院。开元十年（722年），大奉先寺被伊水冲毁。唐玄宗将此寺与龙华寺合并，奉先寺选在原龙华寺址之上。1997年，考古学者对位于魏湾村北台地上的奉先寺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出一些建筑基址、残石佛像等考古遗存（图3、4、5、6、7）。
图3 龙门奉先寺遗址发掘现场全景之一（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4 龙门奉先寺遗址发掘现场全景之二（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5 奉先寺遗址局部（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6 奉先寺遗址出土残石菩萨坐像（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7 奉先寺遗址出土残石菩萨立像（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皇室贵族
第二层面是皇室贵族，包括韦太妃、魏王李泰及濮王妃等人。
龙门敬善寺前室门北侧力士左上方刻有一块小碑，名为《敬善寺石像铭并序》（图8）。据碑文可知，敬善寺为唐太宗的贵妃韦氏出资凿窟。太宗驾崩之后，韦太妃居住于洛阳。《金石萃编》卷五六《纪国陆妃碑》：“以麟德二年六月廿六日，薨于泽州之馆舍，春秋卅有五。……纪国大（太）妃时在洛下，初闻凶讣，颇极哀痛之情。”
图8 敬善寺前室门北造像碑（《龙门石窟造像全集》第1卷，188页）
在宾阳中洞与宾阳南洞之间，有一通摩崖石碑，即伊阙佛龛之碑（图9），为唐贞观十五年（641年）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所刊刻。魏王李泰曾经住在洛南里坊区中部偏北的道术坊，因北临洛水，故坊中有面积广大的水池，为都城胜景。《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道术坊”条注云：“唐贞观中，并坊地以赐魏王泰。泰为池，弥广数顷，号‘魏王池’。泰死，复立为道术坊，分给居人。”《河南志·唐城阙古迹》“魏王池”条注云：“与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上雍下土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至数顷，水鸟翔泳，荷芰翻复，为都城之胜地。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故号为魏王池。泰黜后，赐东宫，属家令寺。”
图9 位于宾阳南洞与宾阳中洞之间的伊阙佛龛之碑（路伟供图）
龙门1499号龛题记为“濮王妃阎像龛”六字楷书铭文（图10）。《旧唐书·李泰传》：“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贞观）十年徙封魏王。……二十一年进封濮王。”结合历史文献来看，龙门唐龛题记“濮王妃阎像龛”，反映的应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之后，他的妃子阎氏出资造像的史实。
图10 濮王妃阎氏像龛铭拓本（《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552页）
在宾阳南洞门外北力士像南侧有一小龛，题记云：“郇王阿你造。”造像时间应在唐高宗初期。“阿你”，意即乳母，郇王是指高宗第四子李素节。《旧唐书·高宗纪上》：显庆二年（657年），“二月辛酉，入洛阳宫，曲赦洛州。庚午，封皇第七子显为周王，徙封许王素节为郇王。”《旧唐书·李素节传》：许王素节，高宗第四子也。天授中，与上金同被诬告，追赴都。临发州，闻有遭丧哭者，谓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须哭！”行至都城南龙门驿，被缢死，年四十三，则天令以庶人礼葬之。由此可见，高宗第四子李素节与洛阳有着密切关系，其乳母在龙门开龛造像亦在情理之中。
文臣武将
第三层面是文臣武将，包括中央级官吏与地方官吏。敬善寺区365号龛东有造像记云：“右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阿史那忠造。”（图11）阿史那忠居住于洛南里坊区定鼎门大街东侧的尚善坊，唐上元二年（675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此坊。1972年，在陕西醴泉县西周村西发掘阿史那忠墓，出土一方墓志。志云：“以上元二年五月廿四日，薨于洛阳尚善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五。……粤以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十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奉迁灵榇，合葬于昭陵之茔。”可知阿史那忠卒于洛阳尚善坊，葬于关中昭陵茔域内。
图11 阿史那忠造像记拓本（《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第5册，915页）
291号龛唐显庆二年（657年）吏部尚书唐临造阿弥陀佛像记云：“显庆二年七月卅日，吏部尚书唐临奉为皇帝、皇后殿下，临亡父母及法界群生，敬造阿弥陀佛像，愿普成正觉。”（图12）唐临宅第位于洛南里坊区中部的道化坊内。《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道化坊”条注：“唐有定安公主宅，皇甫无逸宅，本隋萧琮居，后为唐临宅。”唐临的仕途经历先顺后逆，正史有传。《旧唐书·唐临传》：“永徽元年，为御史大夫。……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显庆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报记》二卷，大行于世。”
图12 吏部尚书唐临造阿弥陀佛像记拓本（《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72页）
极南洞地处龙门西山最南端，以窟门北侧残存的力士像而为学界所熟知。窟外南壁下部有姚崇之母刘氏造像发愿文碑。碑铭云：“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囗囗囗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图13）碑铭中的“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一句，意即姚崇母亲刘氏经由龙门，自南向北而行，进入洛阳城中。原有学者考证，极南洞碑铭为姚崇（字元之）等为亡母刘氏做功德之碑，该洞窟为神龙二年（706年）启造，约景龙四年（710年）完工。今有学者提出，极南洞造像的功德主是姚崇的母亲刘氏，而非姚崇本人，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刘氏造像的动因是“她认为神佛保佑了家族儿女长大，各预班秩，为还愿而举家捐资开窟造像”，极南洞完工于唐神龙元年（705年）正月至二月间。龙门极南洞碑记述了姚崇母亲刘氏举家捐资开窟造像的史实。
图13 极南洞造像发愿文碑（路伟供图）
姚崇长大后进入仕途，住在洛阳城内洛南里坊区东北部的慈惠坊，北临洛水，南近南市，东邻询善坊，坊内有姚崇山池院。《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慈惠坊”条注：“唐有姚崇宅。”“询善坊”条注：“北至洛水。唐有郭广敬宅，后为姚崇山池院。崇薨，为金仙公主所市。”姚崇之母刘氏卒于慈惠坊姚宅，“以神龙二年正月八日终于洛阳慈惠坊之私第。……可于龙门山外用为窀穸，冀近家园，以慰吾平生之好耳。”姚崇晚年仍居此坊，“池台琴筑，优游暮齿。……享年七十有一，开元九年九月，寝疾薨于东都之慈惠里。”
东都留守是唐代朝廷在洛阳设置一套常制性留守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地位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龙门东山万佛沟2158号龛，有唐咸通二年（861年）东都留守卢钧题记：“留守卢钧，咸通辛巳一家游此，三月六日。”卢钧在正史中有传，《新唐书·卢钧传》：宣宗大中年间，“以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俄检校司徒，为东都留守。懿宗初，复节度宣武，辞不拜，以太保致仕。”卢钧宅第位于洛南里坊区东南隅的集贤坊。《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集贤坊”条注：“太师致仕卢钧宅，失处所。”卢钧曾任东都留守，留守府设置于宫城广运门内。《河南志·唐城阙古迹》：宫城“长乐门内曰广运门”，注云：“隋名。其后留守府，在广运门内。”《河南志·宋城阙古迹》：“今宫室囗囗九百九十余区云”小字注曰：“按，唐留守府，在大内广运门内。”
龙门石窟造像与题记所涉及到的唐代地方官吏，主要有合宫县令、洛阳县武骑尉等。合宫县令苏頲的形象曾经被雕成等身观世音石像。苏頲年轻时为合宫县令，政绩显著。在其调任其他地方之后，洛阳百姓念其功绩，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雕造了一尊等身观世音石像。唐代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一文记述了这尊雕刻于龙门的菩萨石像：“龙门西龛等身像者，此都人士思贤令苏君之所造也。天下之大都有五，而河洛总其中。皇居之赤县有二，而合宫是其一。苏君名頲，字廷硕。……苏君于是乎始为政于京邑。……模宰官之形仪，现轮王之相好。……盛德相传，与此山而终始，不其伟欤！”苏氏住于洛南里坊区东南部的陶化坊内，崇让坊有其竹园。《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陶化坊”条注：“唐有桓彦范宅，苏頲宅。”“崇让坊”条注：“唐有苏頲竹园。韦述《记》云：此坊出大竹及桃，诸坊即细小。”
龙门356号龛南端第一尊优填王造像附近，刻有唐显庆四年（659年）洛阳县武骑尉文林郎爨君协造优填王像记：“显庆四年二月八日，洛阳县武骑尉文林郎爨君协为亡妻张造优填王像一躯，功讫。”（图14）据开封市博物馆藏洛阳出土爨君墓志记载：爨君为“雁门人也，今寓居洛阳焉。……以龙朔元年九月五日终于清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张氏……显庆三年十一月六日，终于清化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以龙朔元年十月八日，与君合葬于芒山之阳。”（图15）
图14 爨君协为亡妻造优填王像记（《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89页）
图15 爨君墓志拓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4册，88页）
从时间、地点及人物姓名等方面考证，龙门题记中所说的“爨君协”，与洛阳出土唐志中记载的墓主人“爨君”应该是同一人。据这方墓志可知，爨君妻张氏于显庆三年（658年）十一月六日，卒于洛阳城内清化坊私第。三个月后，即显庆四年二月八日，爨君为亡妻在龙门西山造一躯优填王石像完工。造像完成两年半之后，即龙朔元年（661年）九月五日，爨君终老于洛阳清化坊。清化坊位于洛北里坊区最西端中部，徽安门街与上东门街交叉路口东北隅。《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清化坊”条注：“唐有左金吾卫、都亭驿。”
城内外的庶族地主、平民及商人信众
第四层面是洛阳城内外的庶族地主、平民及商人信众。例如，龙门118号龛南侧刻有唐贞观十一年（637年）洛州乡城老人造像碑，此碑记载了像主吉万岁、副像主张孝舒“卅四人等囗囗，敬造囗尊仪一龛”。这些人包括源自洛阳城内及其周边乡里的老人。101号唐永徽元年（650年）王师德龛西壁造像碑云：“今有洛阳乡望父老等卅人，……遂谨于此堪敬造尊[仪]，[因]山之固，镌莹真容。”（图16）“洛阳乡望父老”是指洛阳地区有名望的上年纪的老人。从龙门题记来看，商人身份的佛教信众主要来自唐洛阳城南市与北市。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人群僧尼，他们与龙门石窟的关系尤其特别，大多是来自于城内敬爱寺、净土寺、景福寺、麟趾寺及福先寺的僧尼。
图16 龙门101号王师德龛造像碑（《龙门石窟造像全集》第1卷，23页）
结语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从大量的龙门题记及散见于各处的历史文献入手，认真、细致地梳理这些资料，才有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关于龙门石窟与洛阳城的对应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龙门石窟隋唐窟龛开凿的兴衰，与隋唐洛阳城营建的盛衰紧密相关。隋代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下诏营建东京洛阳城。大业二年（606年），东京城营建完工。大业五年（610年），改名为“东都”。据王振国先生考证，龙门石窟隋代开皇、大业年间开凿的小龛，能够识别的共计37个，分布于7处，其中属于大业年间的共计25个。值得注意的是，大业年间，龙门小龛均为民间开凿，未见皇家凿龛。
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从龙门山到龙门石窟，其人文景观、宗教圣地的氛围更加浓厚，成为佛教圣地；二是龙门作为洛阳城中轴线的南端基点，不仅具有物理方面坐标参照的作用，而且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关于龙门唐代窟龛的分期，温玉成先生分为太宗晚期、高宗前期、高宗晚期至武则天时期、中宗至玄宗时期，共计四期。唐代窟龛开凿历史的兴衰，与不同时期洛阳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降密不可分。当东都城的发展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之时，一系列大型建筑包括乾元殿、明堂、天堂及上阳宫的营建，成为洛阳城历史上的代表作。城外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也随之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无论是开凿窟龛、造像数量，还是各类石像的雕造水平，均达到了唐代最高水准。据李晓霞女士统计，龙门石窟唐代纪年题记448例，其中武则天时代自光宅元年（684年）至长安四年（705年），长达20年，历经光宅、垂拱、永昌等17个年号，共计造像纪年113例，占唐代纪年题记的25%。若从显庆元年（656年）武后参与国政算起，则造像纪年为296例，占唐代纪年题记的66%。温玉成先生提出，唐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曾七次行幸洛阳。武则天更以洛阳为定鼎雄都,号称“神都”,居住于长安时间较短。因此,武则天（624-705年）时期的大祟佛教必然在龙门石窟中留下大量值得探索的遗迹。据估计,显庆五年至长安四年的窟龛约占龙门唐代窟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正是这个时代佛教信仰的一种反映。“城兴窟盛，城衰窟微”，正是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凿龛开窟关系的真实写照。
其二，关于龙门石窟分区，阎文儒先生指出：龙门伊水两岸共计分为五个区，其中东岸有一个区，西岸有四个区。根据龙门石窟具有典型意义唐代窟龛的空间分布，笔者认为，龙门唐代凿窟的规律可归纳为“自西向东，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是指从以龙门西山为开凿窟龛的主要区域，逐渐向东山转移。从北到南，是仅就龙门西山唐代窟龛而言，有一个自西山北端，渐渐向西山中部、南端延伸的发展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自初唐、盛唐至中唐，居住在洛阳城内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佛教信徒南赴龙门，祈福发愿，凿窟开龛，其窟龛分布与上述规律基本相符。
其三，从整体观的视角来思考城址与石窟的空间关系。城址与石窟，原本是古代物质文化形态的两种类型，以往研究城址的学者，大多侧重分析其布局特点、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较少将城址与石窟整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笔者提出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城－苑－窟－墓”四位一体的整体观，探讨一座城址，应将城垣内外的各类遗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四类考古遗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均为古人活动，串联起来看，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本书来说，将龙门石窟部分造像题记、唐代人名与洛阳城相关资料放置于同一历史背景下考察，揭示出三者能够完全对应的这一历史现象，从而充分表明龙门石窟是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龙门石窟的开凿者、功德主，主要来自洛阳城。该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的特点，可谓“北南呼应，城窟一体”。
当我们重新梳理城址与石窟两类完全不同的文物遗存资料时，既要上升到城市体系的高度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又要强调人的活动。通过唐人的佛事活动，将城址与石窟两种物质形态结合起来，城内人们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与城外的宗教活动通盘考虑，展现活生生的历史场景，其中会涉及到人的因素、文化因素，努力突破冷冰冰物质形态的城圈考古。关于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关系问题的讨论，仅选取了城址与石窟的空间关系进行初步分析，由于篇幅所限，还有其他诸多问题尚有待于今后做更为深入的探索。
曾几何时，矗立于地平线之上的，不仅有隋唐洛阳城，还有龙门石窟。历经千载风雨沧桑，东都城早已湮埋地下。居住于城中的各色人等悄然逝去，而龙门山仍存。山上大大小小的窟龛造像、文字题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折射出东都城的光辉。虽然只是一鳞半爪的历史片段，却是足以令世人感到震撼的隋唐华章。
（本文内容源于霍宏伟著《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一书，文物出版社，2026年4月。因篇幅所限，略作修改，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来源：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