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汝州市老城闹市区中大街，一条名为张公巷的静谧小巷之下，沉睡着一段可能颠覆中国陶瓷认知的历史。经过学术界长达二十六年的追寻与五次系统性考古发掘，张公巷窑址——这个曾只存在于文献推测中的神秘窑口，正缓缓褪去泥土，显露真容。

居民建房偶遇碎瓷，拉开考古序幕

     2000年春天，张公巷一名居民在建房时，偶然挖出若干青瓷残片与造型特殊的窑具。这一发现，引起了当地著名汝瓷专家、“大国工匠”朱文立的高度警觉，他迅速向文物考古部门做了报告。自此，一场持续至今的考古探索正式启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于2000、2001、2004、2012年进行四次发掘，直至2017年至2021年，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故宫博物院、汝州市文物局等多所权威机构开展的第五次大规模主动性发掘，将研究推向高潮，这也是该遗址首次大规模的主动性发掘。此次发掘面积逾6000平方米，远超以往总和，收获空前，不仅出土了大量具有典型官窑特征的青瓷器、匣钵、制作工具、原材料等窑址遗存，匣钵外壁涂抹耐火泥，部分还涂抹了保护釉、使用了化妆土，工艺极为讲究，还发现了数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对应器物。

出土器物精绝，釉色与造型彰显规格

     与同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清凉寺汝官窑、严和店窑、东沟窑烧制瓷器釉色类型多样不同的是，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仅有青釉瓷，这是该窑址的唯一产品。釉色主要包括卵青、淡青、灰青、青绿和天青等，以青绿、豆青为主，有极少的淡天青。胎骨方面，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与清凉寺汝官窑香灰胎相比，张公巷窑的制胎工艺更细致，胎质更白。器形丰富，涵盖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其中，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器形为传世汝窑所未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发掘还出土了八卦纹香炉及龙柄器盖、鼎式炉等新器形。香炉炉盖上刻有金、木、水、火、土五个镂空大字，炉身上有天乾、地坤等凸起的八卦符号，造型独特，世所罕见。

“身世”成谜，学术界掀起“宋金”官窑之争

    自2004年首次专家研讨会起，张公巷窑的性质与年代便成为陶瓷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观点分为三派：

    北宋官窑说：部分学者认为张公巷窑即为北宋官窑。已故的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提出，张公巷窑出土瓷片与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四块北宋官瓷瓷片相似，认为它们“找到了娘家”。支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精湛，非一般民窑可比，应是官营窑场，专门烧制皇室使用的青瓷器。已故的中国古陶瓷学界泰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也是北宋官窑说法的支持者，在百岁高龄时依然念念不忘张公巷窑址的论证。

     金代官窑说：另一派学者认为张公巷窑可能是金代官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先生根据考古文化层和有关出土器物考证，认为张公巷窑是金代时期窑址。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唐俊杰提出：“张公巷窑不是北宋官窑，它是金海陵王为营建汴京而命汝州烧造瓷器的窑场。”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2012年张公巷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的领队郭木森先生根据自己的阶段性考古成果，认同是金代官窑的观点，在正式出版的《汝州张公巷窑遗址2000年—201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出“年代不早于金代，性质属官窑”的表述。

     汝州新窑器说：有学者根据北宋宣和年间徐兢所撰域外地理著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的“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认为张公巷窑即当时堪与高丽青瓷、越窑秘色瓷比肩的“新窑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现任考古发掘领队赵文军认为，张公巷窑址“一定是北宋时期创烧”，与清凉寺汝官窑窑址不同，张公巷窑址长期处于汝州城闹市区，宋元明清以来建房挖井、修墓埋坑，地层扰动非常严重，就其文化层和出土器物风格造型、窑址遗存等方面来看，确定是北宋晚期官窑。曾任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局长，现任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副研究馆员张水木先生认为“张公巷窑开始烧造青瓷年代晚于北宋早期和中期，与北宋晚期相当。”原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同样认为：“张公巷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非常重要。”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孙新民先生也赞同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之说，同时提出该窑址也有金代烧制的痕迹，需要进一步论证。

    张公巷窑自发现以来，得到了众多专家的关注，“北宋说”“金代说”甚至“元代说”等观点不断提出，但随着考古成果不断涌现，专家的观点也在不断更新。尽管争议不断，但张公巷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2006年，其在定性未决的情况下仍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承前启后，或为官窑序列关键一环

     经了解，张公巷窑与相距仅35公里的清凉寺汝官窑关系密切，工艺上既有承袭又有发展：两窑均采用远高于一般民用瓷厂的特殊工艺，以保证烧造过程中的温度稳定性，支烧方式同为裹足支烧，但张公巷窑的支钉更为细小，如小米粒状；胎土原料均取自本地高岭土与瓷石的混合矿料，胎质均以细腻为主要特征，但张公巷窑胎质更加坚实，胎色偏灰白，与清凉寺汝官窑的“香灰胎”形成细微差异；在釉色方面，清凉寺汝官窑以天青釉为主，釉色温润含蓄，而张公巷窑釉色以青绿为主，釉面玻璃质感较强；在器形上，张公巷窑出现了清凉寺汝官窑未见的器形，如花口折腹盘、椭圆形洗等。由此，原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曾提出“清凉寺汝窑→张公巷窑→南宋官窑”的可能发展序列，视其为连接北宋汝窑与南宋官窑的关键环节，并填补了中国官窑发展史的空白。

启示当下，文化遗产赋能当代发展

    张公巷窑的持续研究与发现，不仅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也为平顶山及汝州市的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注入活力。据悉，当地已建设汝瓷小镇、设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汝州青瓷研究中心，致力于将深厚的陶瓷文化底蕴转化为推动文旅融合、促进技艺传承、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现实资源。

    历史真相或许就在这些碎瓷片之间，等待着后人去发现、去解读。笔者认为，无论所谓的“北宋官窑”是否真实存在，也无论“京师自置”官窑是建窑大内，还是如同景德镇明清御窑厂一样“因地制宜”异地建御窑，又或者窑址横跨宋金两朝，不能否定的是张公巷窑瓷器一定是宋王朝兴盛的陶瓷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后人应该认真学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