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正月初一，河南固始汪棚公社邓大庙大队宋大营生产队的一片老坟地被“一纸文件”夷为平地。当时全村百十号壮劳力出工参与了那嘲灭绝坟头”的运动。当最后一个大坟头被削平，又继续挖掘时，社员们认定他们发现了“郑成功墓”。由于物证丢失，困惑人们３０余年的一桩疑案一直待解———
时隔３３年后，郑大成老人仍然坚信他没看走眼：那墓主穿的龙袍团龙上部绣着七个字“土部丰府郑成功”。他说自己念过两年私塾，还算识得几个字。那“郑”字，是繁写。
１９７０年正月初一，固始县汪棚公社邓大庙大队宋大营生产队队长郑大成接到县里的指示：平整墓地的工作还得继续完成。对于这项工作，郑大成很不愿意接受。虽说来自上级的理由是“农业学大寨”，平坟还田，可这扒祖宗墓地的事，在当年４２岁的郑大成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缺德事。而且时间选择得也极不是时候，正是大年初一。但郑大成没勇气违命，于是随着他的一声招呼，本村百十号壮劳力出工了。老坟在村头一片荒地上，先期已平整得差不多了，余下的还有一个大个头的坟堆。当四五米高的封土清除后，村民们在地面上发现了一层白色的“洋糖滑”。“洋糖滑”是固始人的土话，学者认定这是一种石灰拌糯米做成的墓土。原本平整坟头的任务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但坚硬的“洋糖滑”使当年参与劳动的村民感到好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村民们不惜体力地继续挖掘。于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了那个让人震惊的“郑成功墓”。这个消息像鸡毛信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固始县和信阳地区……
郑大成老人今年已经是７５岁高龄。那天他迈着碎步向我们走来，老人的背已驼，眼似乎也不大好使，但他的衣着很整齐。老人走到“郑成功墓”前停下脚步，他像学生似的等待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的提问。我猜，老人已习惯了这样的程序。在我来之前，两位来自台湾省的学者刚刚见过老人。据陪同人说，台湾人问的话很刁。我学生般地向老人讨教，郑大成满有兴致地讲述了那件往事。虽然已经事过３３年，但老人仍然记得很清楚：
一共有１００个人去扒墓，挖了一天也没把墓整平。最后土清了，还有４０厘米的“洋糖滑”。大家觉得稀罕，就继续挖，挖出了石板条。撬开石板就是棺木，棺木打开后大家都呆了，那死人穿着跟唱戏的一样的衣服。一袋烟的工夫，人的颜色就变了。他的腰里还有玉带，胸前有护心镜，衣服一撕还“刺啦”一声。大家把棺材拉出来，看见棺材底板（即棺床?雪上刻着北斗星，墓穴中的水是香的，不知里面有啥成分……
当时的局面，身为队长的郑大成已经无法控制。
在那天的交谈中，我再三问郑大成：死者衣服上绣的那几个字，你真的看清楚了吗？老人长叹不已：“我要是留住那件东西，现在就用不着费这些口舌了。”
老人说的“那件东西”，指的是墓主人穿的衣服上的一块“四方布”。“四方布”当时撕下来后，被村民郑大义拿去，说是能避邪。后来郑大成被外来人问得多了，就去大义那里讨，谁知因为时间太长，那东西已经丢了。时隔１２年之后，信阳文化局的文物考古学者欧潭生专程去了一趟上郑庄（宋大营生产队后改名为上郑庄）。他没有拿到物证，只听到了郑大成的口述。欧潭生回城后写了一篇《何处是郑成功墓》，把固始县发现“郑成功墓”的故事又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当年汪棚公社发现所谓的“郑成功墓”后，有人曾经向地、县和北京有关文物部门写信反映，但未得到任何回音。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保护，“郑成功墓”现场遭到了破坏，“郑成功墓”是真是假就成了一桩历史疑案。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那残存下来的盖棺木的石板条，它四五寸厚，被闲置于村庄的地头。如果不是村民的提示，它连引起人多看一眼的理由都没有。一块石板当然不能证明上郑庄村民３３年前挖掘的墓地，就是公元１６６２年收复台湾的大名鼎鼎的郑成功长眠之地。
这个墓不是衣冠墓，的确安葬过死人。如果弄错了，让人张冠李戴地去祭拜，那就荒唐了。在我询问郑大成时，另一位老者郑大世也坐在一旁。他不时地插话，像是在为郑大成的追忆作拾遗补阙。他提到了墓主人遗体的样子，当遗体被人挪动时，身子被截成了三段。他还说到那遗体的脸色，红扑扑的……
我留意到，郑大成没有打断郑大世的话。两位老人偶尔会抢话，但基本说法一致。如此具体的描述，使人深信他们３３年前经历的一幕是真实的。关于那具遗体的具体细节，后来我特意查阅了学者许竟成和欧潭生的笔录。笔录中有“人头滚到一边，头特别大，牙齿也特别大”、“尸体断成三截，即头部、上身、下身”等内容。在相隔多年的几份笔录中，郑大成老人的叙述都差不多。另外，郑大成说当时坟墓扒开后“人山人海都去瞧”，可见那场子事不缺“人证”。不过现在能够具体讲述那场挖掘过程的，只有当事的几位老人了。
一个中年村民自称也是目击者之一，可能是当年他的年龄小的缘故，他的注意力不在坟墓被大人扒开后的情况。他当时挺失意的，因为那坟头未被平整前一直是村里伙伴玩耍的地方。他说，我们时常重复一个动作：屏住气，一鼓作气撒腿跑到坟顶，然后像滑滑梯那样一屁股溜下来。那经常被孩子们的屁股摩擦的坡道寸草不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时隔多年后重新隆起的墓冢，就在这位“人到中年”的村民的房舍后墙外。坟头已生满杂草，但封土的高度再也无力撑起一个滑道，供寂寞的村娃当滑梯玩。中年村民憨厚无比地笑着说：“俺说不清楚真假，反正大概是在老地方又重新堆了土。”
那恢复的墓冢立有石碑，碑文表明它是固始县汪棚乡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立的。乡级政府“果断”地在石碑上刻上了“民族英雄郑成功之墓”几个大字。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死者的名字正巧也是“郑成功”，那死人无意间岂不愚弄活人一把？
亲历过许多次未经核实的民间发现或传闻，我已经学会铁石心肠，不为所动。在古荥，当我被村民簇拥着去看周勃墓时，却发现文物部门在那高大的夯土堆前立了个“小双桥遗址”的牌子；在洛宁郭村，村民指着村外一个锥子形山头说，那就是隋炀帝墓，但当我走近时却发现它连一点封土的痕迹都没有。那是一种深度的失望，可你不能对民间传说发脾气。老百姓只是一代传一代地说说而已，他们没有请求认定。偶尔有一两个文人著文附和，也只是一种个人行为罢了。
几经折腾的郑成功遗体，在几百年后“脸色还红扑扑的”，这可信吗？
既然那墓前曾经有碑文，那么碑上是怎么写的呢？总不会是无字碑吧？
还有，郑克塽既然怕郑成功遗骨被惊扰，又何必张扬地将祖父“铺摆”于一些石人、石马之间？
“百姓造谣，文人起哄，专家论证”这一“考古三部曲”，偶尔还真能在现实中找到案例。故此，我对固始发现的“郑成功墓”，先入为主地筑起一道“质疑”的防线。但固始县人们在茶余饭后讲述的关于“郑成功墓”的传说，还是引发了我的好奇。
上郑庄是发现“郑成功墓”的那个生产队今天的名字，它在固始县城西南约５公里处。那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平原村落，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三个自然村若勾连起来，恰好形似一个等边三角形。三村之间的一片空地是农家的庄稼地，早先也是上郑庄的老坟地。那片墓地，当地人管它叫“莽牛地”，也叫“犯官之地”。上世纪上半叶，墓地尚存石人、石马、石香炉、石牌坊。解放后，这些东西都不知去向了。如果村民的口述是真实的，那郑家祖茔地中，该有不少显赫的人物吧？既有“犯官之地”之说，倒也不会空穴来风，可既然这片墓地来头不小，又为何地方志上没有记载？民间也没有传闻流传？
固始一些学者至今还在论证：郑成功的最后葬地可能在固始。不过，他们的论证因为没有物证和史料的支持，推测的成分很明显。１９８４年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上有篇对固始“郑成功墓”进行推测的文章，是曾在信阳市文化局工作的考古学者欧潭生写的：
郑成功的灵柩被施琅献俘北京以后，又过了１６年（即康熙三十八年，郑成功死后３７年），郑成功灵柩被（康熙）“特旨恩准”归葬乡里。但是，郑克塽（郑成功的孙子）为了使郑成功安眠地下，不再受干扰，他一方面秘密地亲自护送郑成功灵柩从北京到固始郑家飨堂安葬；另一方面，为了遮人耳目，又派其弟郑克举到福建南安刻了一块《郑氏附葬祖父墓志》，声称郑成功附葬在“郑氏乐斋公茔”祖坟里。
按照欧潭生的推测，郑成功的遗体曾被从墓中扒出来，再越海登陆，然后运到北京。在北京搁置多年后，郑成功的遗体又被运到固始安葬。而根据村民的描述，他们当时从墓中挖出的那具遗体脸色还红扑扑的。以清朝初年的技术条件，郑成功的遗体在几经折腾之后即使不是面目全非，恐怕也很难在几百年后“脸色还红扑扑的”吧。
还有一个疑问，既然那墓前曾经有碑文，那么碑上是怎么写的呢？总不会是无字碑吧？还有，郑克塽既然怕郑成功遗骨被惊扰，又何必张扬地将祖父“铺摆”于一些石人、石马之间？
也许正因为这些疑问的存在，欧潭生在论述中并没有以肯定的语气断定：河南固始发现了郑成功墓。这位现居福州的资深考古学者也被疑问所纠缠，他只是提出一种推测，把问号留下，并希望“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唯一的结论是：村民郑大成等人挖掘的古墓肯定是明清墓葬，而且墓主人身份较高。
那天在固始看过“郑成功墓”后，我和固始学者许竟成和郑文焕说，若想下个结论也容易，用ＤＮＡ进行测试———从福建省南安郑家祖坟地里的遗骨中取样，再把固始上郑庄的那座古墓扒开，截取一段骨头，然后进行测试和比较。有无“血缘”关系，一测试不就有结果了吗？免得许久以后，又有人纠缠不休地追问，到那时向谁讨教呢？扒资料去吧！
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类似一个“文人”在独自起哄了。３３年来没有哪家文物机构试图揭开这一历史疑案，只有几个固始籍的学者在设法找出他们的新论据，然后分发给更多的人，还有固始的民众仍在沿用多种“版本”，向外乡人讲述发现“郑成功墓”的故事。
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们的传说———郑成功的先祖是固始人。《郑氏石井宗谱序》中说：“夫我郑自唐光启间入闽，或居于莆（田）、于漳（州）、于潮（州）、于泉（州），是不一其处。”郑成功便出于泉州郑氏。
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内的《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郑成功长孙郑克塽撰文、次孙郑克举勒石）云：“先世自光州固始县入闽。”这篇墓志同时还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郑成功死后３７年，郑克塽派弟弟郑克举于公元１６９９年附葬祖父于南安康店村郑氏乐斋公茔内。
永历十五年（公元１６６１年）十二月二十三，郑成功率３万余人，把荷兰鬼子从我国台湾赶了出去。郑成功的部下大都是泉州人，而泉州人的先祖就来自河南固始。历史就这么巧合，在郑成功收复台湾２１年后，另一个固始人的后裔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旨进攻台湾，歼灭了郑家主力。郑成功的长孙郑克塽兵败降清，还领了个公爵的虚衔。
固始老人说：“施琅与郑成功有仇，所以才扒了郑成功的墓。”持类似观点的一位福建学者曾在他的《郑氏史事管窥》中说：施琅攻取台湾后，曾奉命挖掘郑成功墓，把郑成功的遗体作为战利品运往北京。这一语焉不详的说法，成了郑成功灵柩可能归葬固始的理由，使猜测变得仿佛能够自圆其说。
从上郑庄回到固始县城的第二天，我去了固始县郭陆滩镇青峰村的燕子山。在那里，由海外施氏宗亲会捐资修建的“施氏祖坟地”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青峰村党支部书记万中明说，施琅的后代是自行到这里寻找祖坟地的。
两个同乡前后两次收复台湾，都是功德之举。一个是朱姓王朝大明的“孤忠”，另一个是爱新觉罗的“忠臣”。施琅的墓地在福建泉州惠安县，目前公认的郑成功的墓地在福建南安水头镇附近的康店村复船山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安人恐怕从未想过郑成功的遗骨会在别处，他们根本不清楚３３年前固始的几位农民曾掀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发现“郑成功墓”的风波。
南安郑成功墓由水灰三合土构筑封土堆，墓碑墓道皆用花岗石雕砌而成。整个墓占地９９７平方米，墓前有石质华表一对，高１４米。目前，为扩大保护范围，南安郑成功墓建起了陵园大围墙，设立了文物管理所，新修筑了墓道，种植了林木花草。
南安漂亮的导游小姐还以流利的普通话向游人“背诵”：郑成功积劳成疾，于永历十六年（公元１６６２年）农历五月初八病逝于台湾，享年三十有九，葬于台湾的台南州仔尾。其孙郑克塽降清后，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９９年）五月二十二卯时迁柩归葬于南安县，附葬于康店村的郑氏祖茔，随同迁葬的还有其子郑经的灵柩。当时康熙帝除下旨遣官兵护柩外，还赐挽联一对，曰：“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守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同时迁葬于郑氏祖茔的还有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和母亲、妻子。
出固始后，记者又去了厦门、泉州、南安，有关郑成功的文字极大地丰富起来：１９２９年，南安郑成功墓被盗，有关方面及时抢救，找到石质墓志铭两块，一为郑经１６７４年回乡修祖坟时所立，另一是迁葬郑成功时郑克塽所撰之《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郑成功灵柩用棺椁两层，里面一层油漆成朱红色，棺内布满水银，骨骼完好。从棺内取出将盔一顶，龙袍一件，腰围玉带镶玉十七块，靴、鞋各一双，还有头发等珍贵一级文物。这些都由南安石井郑成功纪念馆收藏。
物证犹存，无话可说。除非推翻物证，证明它是伪造的。
１９７０年正月初一那天，固始上郑庄村民在平整坟地时曾挖出金叶子、银叶子。这些金叶子、银叶子后来被一村民悄悄地拿到了安徽合肥。有人说那村民当时想倒卖文物，被安徽省博物馆没收了，也有人说他是主动上交的。郑大成说那金银叶子不是从“郑成功墓”中挖出来的，是从旁边的一个墓里挖出的。他说这些时语气相当肯定。可在另外一些固始人的讲述中，包括欧潭生在文章中也认为，金银叶子是从“郑成功墓”中出土的。没有物证的追述笔录，看来是*不住的。
时隔３３年后一个记者的追问，是否有助于事情的水落石出？读者不必作如此奢望。不过，我倒也有一个意外“发现”，是关于郑成功身世的———在福建泉州文庙内的“泉州名人展览馆”里，读到如下文字：１６２４年农历七月十四，郑成功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市千里浜。迄今在日本平户还立着一块“郑成功出生石”。７岁那年（１６３０年），郑成功随叔父郑芝燕从日本回国。
还有一些资料显示，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被认为是日本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浪迹四海，亦商亦盗，其实通俗地说就是海盗。后郑芝龙归正，成为明朝的官员。清兵南下时，郑芝龙降清。不降的是郑成功，具有海洋意识的他，夺厦门后渡海取台湾，以喜怒无常的海水做屏障，与清室分庭抗礼。
一代民族英雄的长眠之地，万万不可弄错了地方，糊涂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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