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联手中原国学讲坛共同打造的《国宝揭秘》系列公益讲座在省会郑州持续升温。1月6日下午，《国宝揭秘》第三期《中原逐鹿——两周列国源流》在博物院开讲，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张锴生作客国学讲坛，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张锴生对如何解读文物，如何通过文物透视两周历史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对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十余件两周时期的国宝进行解读，引领现场观众走近异彩纷呈的两周时期，感受两周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群雄逐鹿 变革与统一的时代
两周时期即自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至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一阶段，前后持续八百余年，史称周代。这一时期周武王、周平王分别建都今天的西安与洛阳，由此，史家又以西周、东周称之。两周时期亦是由“礼制”走向“礼崩乐坏”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两周时期创造出了比商代更发达的历史文明，其文明成果对后世的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学术界论述两周文化的专家学者很多，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讲座中，张锴生从文物的角度对两周列国源流进行阐释。
商代方国的数量很多，周王灭商的时候有上千个，经过分封以后，有的慢慢的打破了血缘关系，有的被灭掉，有些合在一起，方国的数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统一，反映在文物上即表现为文物风格随着社会的变化趋向统一。
王子婴次炉
这次国宝展中青铜器的铭文上涉及到近十个国家。展品中吴国的青铜器，是在新乡地区出土的。王子婴次炉1923年出土于新郑。其铭文、器形、纹饰具备楚国器物的特点，王国维认为是楚器，但郭沫若置疑楚器为何在郑墓中出现，因而认为它是郑国器物。学术界为此讨论很长时间，至今也没有完全定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周时代国与国之间密切、频繁的交流，交流的方式很多，有通过打仗抢过来的，有的是为了搞外交，互相送礼。从文物角度透析两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确可称之为是一个挑战权威，优胜劣汰，强权争霸，弱肉强食的时代，是社会重新整合，新生战胜腐朽，分裂走向统一，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代。
两周文物折射着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
两周时期社会方方面面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到东周时期，周王权力下降之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在变，社会束缚减少，诸侯国都想突破、发展，因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东周时期还出现了方方面面的人才：文学人才、军事人才、工匠商人等等，这一社会现实反映在文物上则是异彩纷呈，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这一时期的文物和西周相比不同，南方和北方不同。这次展出的两周器物，风格各异。
“天亡簋”是西周特有器物。等级制建立以后，为明确等级，在祭祀上进行区分。鼎和簋是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象征，史载周王用九鼎八簋。簋是一个标准器，商代就有，都是圆形的带一个圈钩，但“天亡簋”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其铭文用语非常和谐，是商代铭文所没有的，此簋虽不如后代器物精美，却是西周王朝特有的器物。
“王子午鼎”，是典型的楚国青铜器。束腰平底，器腹满饰半浮雕的夔纹和窃曲纹，造型属楚人独创。束腰这种形式，在中原地区发现很少，但楚地把它发扬光大，主要是楚国兼并了很大南方国家，只要是他兼并了那些国家，那些国家在春秋中晚期都是这样的，束腰，线条很好。带有点镂空的装饰，也有铭文，器物身上有独特的文字——鸟虫篆，堪称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研究文物不知道背景，很难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文物是同时代社会生活，物质和精神文化等等的具体反映，只有了解文物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刻的去感受它，认识它的变化，研究文物如果不知道社会背景很难深刻理解它的内涵。两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出了不少惊世之作。东周时期，青铜器的数量出现猛增，并出现了铁器，很多的新工艺、新技术都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现了镶嵌法、铸造法、失蜡法等先进的工艺。原因在哪里？西周之后，礼崩乐坏，之前只有比较大的王才有青铜器。到了东周，大家都要称霸，所以贵族凭借青铜器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只要是一个贵族墓就出青铜器。两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明显增多，这次展出就有铭文很长的青铜器，为什么会多，这是礼制社会的反映，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则是周代的礼制与等级制度的日渐衰微。另外，从兵器上来看，春秋战国的兵器和商代和西周的比都不一样，特别是到春秋晚期，那个时候的兵器相当的锋利，而且非常的实用，原因是那个时候总是打仗，不得不改革兵器的形状和种类。社会变革决定了这一时期文物跟以前相比无论在种类上、形态上、质量上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文物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发展，而是一个社会的变化，是和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讲座进行过程中，张锴生渊博的学识赢得了现场听众的掌声，也使本场讲座的听众交流环节出现了亮点，现场听众纷纷就王子婴次炉的用途、印度佛教与两周时期中原的联系、齐国与日韩的关系以及三星堆等内容同张锴生进行了广泛探讨。（作者：古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