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是指“为了有关价值、稀有地位、权力和资源提出要求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使对手中立化、受损失乃至受到伤害”。旅游业的发展除了会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之外，也会催生甚至激化一地的社会冲突。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实现精准扶贫的社会目标，需要未雨绸缪，客观辩证地认识社会冲突现象，加强对旅游开发中各类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治理。

　　一、社会发展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冲突

　　齐美尔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所引致。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而旅游业的开发加速了贫困乡村地区的转型与社会变迁，并使其更易产生社会冲突。

　　第一，旅游扶贫本身即暗含了社会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旅游业的成功发展是基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不同资源要素的合理化配置，提高要素的生产率，是以“效率”为导向。而扶贫则是政府干预之下注重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包含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过程，重在保障贫困居民优先获益，突出的是“公平”导向。

　　“效率”导向下的旅游获益群体之一是具有一定资本和参与能力的社区居民，而“公平”导向下的扶贫目标则是社区的贫困居民，这也就衍生出不同导向之下的获益群体的差异与错位。在旅游收益总量一定的情形下，“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往往外显为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

　　第二，利益分配的不均可能加剧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与企业之间的冲突。

　　一方面，旅游的发展使社区内部利益分化。在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下，贫困的乡村社区由原先的高度同质化群体演变为具有贫富差距的异质社区群体。有能力、有资本、有技术的居民可能在旅游业的发展情形下，迅速转变为旅游精英，而缺乏参与资本与能力的居民只能从事低水平、低收益的旅游服务接待，或继续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社区贫富差距扩大必然会引起社区权力地位变化和心理落差的产生，从而引起部分群体对社区及对旅游业的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接待的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企业之间，为争夺客源市场，可能会由低价竞争、拉客等市场竞争行为演变为社会冲突事件。尤其是外来旅游企业的引入，因土地征用、利益分配等问题更是加剧了社区与企业之间的冲突，这在国内外众多的旅游地发展过程中都有实例。

　　第三，基层政府的不当行政作为会加剧社会冲突的升级。

　　基层政府部门，尤其是乡镇干部往往由于其自身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相对较低，在面对社会冲突时，往往不知所措，或以官方说辞搪塞利益受损的社区居民，甚至有地方政府盲目地动用警力对社区居民进行压制。地方政府的不当甚至违法的行政作为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担当起协调利益各方矛盾的责任，反而加剧了社区居民的不满，以致社会冲突不断升级恶化。

　　更有甚者，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利用自己手中的政策、信息、权力等资源，在旅游业开发建设中以权谋私，侵占公共资源和财产，伤及社区居民的合法利益，加剧社区与政府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对立。

　　第四，现行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客观上为社会冲突的产生预留了一定空间。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部分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我国当前的部分管理体制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部分模糊条款，在客观上也为社会冲突的产生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总而言之，旅游扶贫过程中的社会冲突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相关利益主体的主观原因，也有管理体制机制的客观原因。但无论如何，经济利益的诉求仍是社会冲突最为主要的起因，而并未涉及社会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问题，具有非对抗性特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

　　二、社会冲突不是洪水猛兽

　　社会冲突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不能片面地将社会冲突视为洪水猛兽，不能让社会冲突的消极表象掩盖了其所具备的积极社会功能。国内外已有的社会学研究都表明社会冲突的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

　　社会安全阀功能。社会冲突可以消解释放冲突主体之间的敌对能量和紧张压力，从而避免社会紧张情绪持续累积可能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力。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因利益分配问题带来部分居民的不满是正常的，关键是要疏导这种不满情绪，使其具有良好的情绪宣泄和意愿表达出口，而非一味地堵塞。某种程度而言，社会冲突作为社会安全阀功能，正是通过不满情绪的宣泄，从而更好地维护了旅游地社会机能的整体稳定。

　　社会激发器功能。社会冲突有助于修正改善现存社会规范，或是作为催化剂激发新规范、新规则的产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系统平衡机制，推进社会变迁。当前旅游扶贫过程中诱发社会冲突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旅游利益分配问题，或是存在于分配制度上，或是存在于管理体制上。因此，社会冲突的产生往往预示着现存规范或制度存在有某种缺陷与不足，而通过冲突双方的谈判协商等，可以对现有的规范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使乡村旅游的发展突破制度上的障碍。同时，也使社会系统在面临变化的环境时，主动进行调适与积极变迁，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和发展活力，避免社会系统的僵化及崩溃风险。

　　社会整合器功能。社会冲突增强利益主体和整个社区对本已存在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加强了社区居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通常的表现是社区居民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往往更加主动地学习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知识及政策文件，在冲突斗争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已有的社会规范，无形中加强了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实现了社会整合功能。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认为，社会冲突促进了社会变迁，而正是社会变迁客观上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旅游扶贫过程中伴随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常态现象，不用惊慌，更不用将其视作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我们在看到冲突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时，更应该肯定其积极的建设性社会功能。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以社会冲突的正向功能，更好地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旅游扶贫成效发挥更大作用。

　　三、加强冲突治理能力建设，提升旅游扶贫的社会成效

　　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社会冲突现象，究竟是成为引致社会管理危机的一股破坏力量，还是构成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源泉，关键在于地方基层政府如何认识、处置社会冲突。因此，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冲突治理能力建设，应成为旅游扶贫的重要配套内容。

　　一是转变治理理念，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处理社会冲突。

　　基层政府需要转变治理理念，理性、辩证地认识社会冲突，而非将其片面化地视为洪水猛兽。在社会冲突显现扩大时，不能简单地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对其进行压制和掩盖，更不可将社区居民的合法利益表达简单地定性为“闹事”，将居民视为“刁民”。

　　回归利益分歧点，把解决问题的思路作为处理社会冲突的优先选择。无论是乡村旅游社区内部利益冲突，还是社区与企业之间、社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冲突双方只有努力寻找共同利益和共同的价值准则，才有可能通过选择协商、谈判等方式进行积极沟通化解。

　　二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冲突治理技术。

　　冲突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刘易斯·科塞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冲突是为追求某种明确的利益目标，将冲突视为获得特定结果的一种手段，冲突是可以调适的;而非现实性冲突则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冲突本身即是目的，是一种社会泄愤型的冲突，无法进行调适。如前所述，旅游扶贫过程中的社会冲突是非对抗性冲突，是具有明确经济利益诉求的现实性冲突，可以对其进行调节和化解。通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建设，控制社会冲突的强度与烈度，可以避免现实性冲突演变为非现实性冲突。

　　然而冲突治理能力是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管理执政能力的一大短板。为此，国家旅游局在联手中央扶贫办开设系列旅游扶贫培训中，可将旅游社区的冲突治理纳入培训课程体系内。不断加强基层政府部门的冲突治理理论学习，提高冲突治理技术，从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巩固扶贫成果。

　　三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提升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政府公务人员懂法、守法、依法执政。然而在基层，尤其是贫困乡村所处的偏远地区，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仍然存在严重的法律知识不足问题。在乡村建设、土地征用、农村管理、精准扶贫等方面，仍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甚至有部分地区在确定精准扶贫贫困户时采用抓阄的方式，或优先将贫困户指标分配给村领导干部及其亲戚。

　　乡镇领导代表的是地方基层政府部门，部分领导的不当甚至违规违法的行政作为，就会导致整个基层政府权威合法性的流失。因此，提升冲突治理能力建设，基层政府部门必须以依法执政为前提，主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不断提升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四是推进旅游行业协会建设，建立畅通的信息表达机制和问题协调机制。

　　建立统一的组织形式，有利于冲突双方的利益谈判和社会冲突的化解。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力量，分类指导建立乡村旅游协会、传统手工艺协会、休闲农业协会等。在交流技术经验之余，协会还可作为社区居民群体的代言机构，就事关乡村发展的重大问题，优先在乡村协会内展开充分讨论;在出现利益分歧与社会冲突时，也可在协会内部进行协调解决。

　　乡村旅游协会的建设，既可为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提供平台，又可为地方政府的决策与冲突治理提供意见参考，从而为社区发展提供畅通的信息表达机制和问题协调机制。

　　冲突与合作是社会进程中表现出的两个不同方面，并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既然不可能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与其消极逃避掩盖，不如积极治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所言：某种意义上，冲突是社会的生命之所在，进步产生于个人、阶级或群体为寻求实现自己美好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之中。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实施者、地方秩序的维护者、市场经济的服务者、公共利益的代言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治理好旅游扶贫中的社会冲突，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的实现，为贫困乡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应有的行政作为。

　　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社会冲突现象，究竟是成为引致社会管理危机的一股破坏力量，还是构成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源泉，关键在于地方基层政府如何认识、处置社会冲突。因此，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冲突治理能力建设，应成为旅游扶贫的重要配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