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0年,河洛文化研讨会再次在河洛文化发源地——洛阳举办。昨日上午,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隆重开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河洛文化与“一带一路”、河洛文化的“核”与“魂”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河洛文化有哪些含义?我们身边有哪些河洛文化的历史痕迹?《洛阳晚报》记者从河洛文化研讨会现场带回了专家学者的许多精彩观点。
刘庆柱:河洛文化是国家文化
●人物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文化非常讲究一个“中”字,早在约4300年前,就有先民追寻“天地之中”的所在地,在今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建立了聚落,这就是现在著名的陶寺遗址。
然而陶寺文明并没有延续太久,几百年后,二里头文化在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上崛起,河洛地区成为“天地之中”。回看中国历史,洛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周、汉、唐、宋等王朝都实行“两京制”,洛阳皆是其中一京。因为在统治者的眼里,只有定都洛阳才能证明王朝的合法性。
出土文物也不断印证着洛阳是“最早的中国”的地位,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何尊上印有铭文“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指的就是西周王朝的都城成周(今洛阳)地区。
现在,河洛地区作为“天地之中”的概念也被国际学界所接受。嵩山历史建筑群是当年都城洛阳外围的礼制建筑,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一位外国专家建议在名字前面加上“天地之中”这四个字。
要说河洛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看看“门”就知道了。门在古代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的脸面,是权力的象征,门的文化就是从河洛文化中衍生出来的。现在的北京城可以上溯到金中都,它其实就是仿照宋的东、西二京建造的,也就是开封和洛阳。我们再来看看天安门、正阳门、午门等等,其实都能从洛阳定鼎门中找到影子。
研究显示,中国70%的姓氏都源自河洛地区,不仅有先民们从这里走出去,还有无数少数民族来到这里,通过不断交往、融合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因此,无论从地缘上来说,还是从血缘上来说,河洛文化都是中国的核心文化,是我们的国家文化。
王中江:“二程”洛学影响深远
●人物简介: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学会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北宋时期学派林立,其中,“二程”所创立的洛学,对中国思想史贡献巨大。
“二程”是指程颢、程颐,长期在洛阳从事著述,聚徒讲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派别,故其学称“洛学”。洛学的理论形态是理学,理学主要指宋朝至明代的儒家哲学思想,它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河洛文化有源、有根、有魂,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以“理”为中心的理学不容忽视。日常生活中,人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往往发出感叹:“还有没有天理?”这里所说的“天理”,是正义的符号化表达,也是理学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或讨论就是从“二程”开始,从河洛地区发源的。
理学中的“理”,还有“讲道理”和“明道德”之意,其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改造道家和佛家思想,强调伦理观和是非观,提倡“理性”。
遇到陌生人,我们如何处理与其之间的关系?发源于河洛大地的理学给出了答案——仁者爱人。“仁爱”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理学中就有这样的精神内涵。“仁爱”主张包容一切、尊重他人,同时,理学中还有“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的思想,教导我们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
理学重视人的精神生活,鼓励大家追求个人生活的精彩,让人有尊严、有归属感。与汉唐时期兴盛的道教、佛教相比,理学没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人文主义为大家树立信念,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二程”所创立的理学,对整个东南亚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所强调的道德准则和伦理关系,至今仍对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作用。
陈云生:中华法起源于河洛地区
●人物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顾问
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同时在河洛地区诸国也提出了“以刑理政”的思想,并将其铸于青铜器之上,这在《尚书》等典籍中均有记载。
研究表明,中华法起源于河洛地区,中原是我国法治和法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有这样的情况,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与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丰厚的河洛文化催生、哺育了中华法。
目前,我们对河洛文化的研究已经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很大进展,但对中华法与河洛文化关系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中华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研究是一种缺憾。研究中华法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从更高的角度去入手,突破传统法律的研究模式,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结合史料,对社会、民生等进行全面探寻。
法学界如果能深入研究中华法,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强现代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大量引进西方法律思想、文化、制度,具有合理性,是开放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我们本土的法律文化,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法。
最后,呼吁法律界、学术界共同参与中华法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河洛文化研究的领域。
罗美珍:客家话中有不少“中原音”
●人物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明要靠语言表现、记载、传承。客家的语言虽然受到南方部分民族语言的影响,但其主体结构还是和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的。例如,广东省梅州市的客家话中,有不少音韵与中原地区结构相同。
客家人是由中原居民向南迁移而形成的群体,从客家人造词和用词中,也可以发现不少古代中原地区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影子”。例如,在客家话中,“买”多用具体的动词代替,“买豆腐”说“托豆腐”,“买布”说“撕布”,“买酒”说“打酒”。
由于物质和精神生活一脉相承,客家人有不少习俗也与中原地区一致。例如,元宵佳节,中原地区有娘家给新婚女儿“送花灯”的习俗,客家人聚居地也有类似的“送莲花灯”习俗。
客家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客家人传承了中原文化。与中原地区一样,客家人崇尚家庭伦理,认为“持家无奇巧,勤俭是法宝”,在客家话里“节俭”叫做“做家”。
赖进义:河洛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再展风华
●人物简介: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长
河洛文化启于夏、商,成熟于周,兴盛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历代中国。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华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
河洛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汉代以后更趋于儒家思想的仁爱王道价值体系。“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儒家代表人孔子、孟子都是王道思想的推崇者,主张仁政,以德治国。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自身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尤其是在明代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王道思想被传播到更广的范围。王道思想主张在天、地、人结合下,追求永续发展,避免资源耗竭。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内容,恰恰反映了他采用这种王道文化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河洛文化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光发热。
丝绸之路在“沉睡”数百年后,因“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而重获世人瞩目,也受到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和欢迎。以王道为核心的河洛文化,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价值,必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再展风华。
施由明:中华文化的“核”与“魂”来自河洛文化
●人物简介: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农业考古》杂志主编
河洛地区在哪里?学术界进行过一些讨论,提出过一些观点。如:朱绍侯先生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中提出的观点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认为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同时,他还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
我认为,河洛地区是中原的核心地带,河洛文化圈以洛阳为中心涵盖河南全省。
河洛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史前的孕育、夏商周三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河洛文化的“核”与“魂”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核”与“魂”主要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礼尚乐、天人合一、尚中贵和、尊祖孝悌等。
虽然从秦汉到魏晋、隋唐、北宋,河洛文化不断有新的形态和新的内容,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核”与“魂”没有变,并逐渐传播扩展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核”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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