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亡，可嗟可叹，后人常用“崖山之后无中国”来表达叹息之意。然北宋之弱，在整个中国王朝中也是屈指可数的，究其原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频频被提出，没有燕云之地，使得大宋失去养马地，无法建立骑兵与北方抗衡。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又丧失了西北至关重要的甘凉河套地区，这一次挫折，不仅使宋朝丧失土地，失去西北塞防要地，最致命的是使宋朝再次失去了可用于养马的地方。北宋由于丧失产马之地，军马主要来源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军队以步兵为主，导致在与少数民族战争中失利，进而危及北宋统治地位。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每天11：00 和15：30 ，马战《岳飞枪挑小梁王》就会在清明上河园校场内精彩上演。只见一群身着战袍、骑在马背上的骁将，手执冒着黑烟令棒的勇士闯入校场内进入人们视线，战马嘶鸣、扬沙漫漫、炮声轰鸣、飞箭鸣镝、硝烟四起，千年前腥风血雨的古代战争场面在观众眼前全景展现，让游客仿佛回到千年前的宏大古战场。
骑马作战，被称为马战。马战对于古代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朝最有名的骑兵部队莫过于岳飞统领的背嵬军，曾创造多次大败金兀术的辉煌战绩，尤其是朱仙镇之战，背嵬军更创下500背嵬精兵大破10多万金军的辉煌战绩，以至于金人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然而，除此之外，有宋一朝特别是北宋在马战中获胜的例子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就在于养马场丧失，缺乏优质战马导致军队多以步兵为主、骑兵较弱。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及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时指出，北宋军力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东北、西北马场被契丹、西夏所占，故有宋一代缺乏马匹，不能培育战略性的骑兵力量在平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作战。他说：“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
蓟北，唐代泛指幽州、蓟州一带，唐朝诗人杜甫有“剑外忽闻收蓟北”的诗句，宋代是蓟州以北的区域，即黄崖关长城以北、天津蓟县以北区域，该区域在古代是塞北产马区。甘凉即今甘肃张掖、武威地区；河套即河套地区，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甘凉河套一带，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史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说，在古代是我国有名的西北产马区。
据《中国马文化》一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养马地区就已形成，主要地区为中原产马区、西北产马区、塞北产马区、关东产马区、西南产马区和东南养马区。塞北产马区，即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贩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产于此。
西北产马区，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秦国的始祖在此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后建国，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包括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两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于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多。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西南产马区，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马、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当做军用多不及北方马。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关东产马区即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及相继兴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匹最多的地区。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既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养马地区就已经形成，那么北宋缘何会缺乏优质战马？北宋养马场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塞北产马区基本上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据，其中很大一部分位于燕云十六州境内。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幽蓟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全境，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公元936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公元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有能够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宋朝统治者几度欲收复失地，均以失败告终，直至宋朝灭亡。据相关史料记载，宋朝开国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失地。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移师幽州，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逃走。之后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一直未能占领此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23年2月把太行山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但完颜阿骨打死后，金以张觉事变为由伐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兵又占领燕京地区。直到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遣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燕云十六州才得以重新并入汉人势力范围。
作为西北产马区的甘凉河套一带当时在辽、北宋、西夏三方对峙中被分割占有。西夏承唐末定难军节度使的余荫，据有河套，历世经营，直到实现其称霸西北策略。以后西夏的政治中心虽然西移，但河套地区整体尚在其掌控之中，西夏不断利用河套地区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与宋、辽相抗衡，且不断取得胜利。辽国东征西讨，兵锋直达河套境内，并占领了河套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因辽国主要进攻对象在中原地区，因此也没有着意经营河套地区。宋太祖建国之初着力安定南方，无暇北顾，对河套地区采用安抚策略。李继迁反叛后，宋朝廷处置失当，终于在宋仁宗时期西夏坐大，形成北宋的边患，宋朝廷因此失去了对河套的实际控制。
传统意义上的天然牧场此时或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掌控，或被民众开垦为田，宋代养马业的发展失去了传统的畜牧业基地，迫使宋人不得已在黄河中游和中原地区这些农耕区内开展牧马业。如何尽快恢复日益颓弊的马政，保障战马的供给，从而建立起能与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的骑兵队伍，便成为宋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宋朝统治者沿袭唐五代监牧之制，在京师开始设置左飞龙院和右飞龙院，标志着宋代官营牧马业初步建立。此后，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深入，北宋版图逐渐扩大，北宋统治者开始“分置诸州牧养之”。这些地方上的诸州牧监，由知州与通判共同管理，是宋代官营牧马业的基层管理机构。至此，北宋中央的两院六坊监和地方诸州的牧监相结合，使得官营牧马业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宋真宗时期，马匹数量和规模进一步变大，于是宋政府在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设立群牧司来统辖全国马政，群牧司成为马政管理系统的核心。因集中养马成本太高，王安石实行变法，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民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这样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了，政府也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但不久保马法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但因受守内虚外策略影响和反战言论的刺激，加上由于气候条件、疆域的变迁所引起的传统牧马场地的变动、马匹的质量低下等诸多因素影响，自宋真宗后便逐渐走向衰落，直至南宋时期也未见兴盛。为弥补战马资源的不足，宋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增加战马的后勤储备。其中，从边疆传统产马地和少数民族地区采购马匹即茶马贸易，成为宋代军队补充战马资源的重要途径，西北诸蕃马、秦马、河北本群马、京东马、淮马等通过茶马互市贸易的形式来到北宋，成为北宋军马。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了种类不同的马匹，但受气候条件的制约，西北方饲养马匹的条件要强于东南方，更适宜马的生长。西北与西南地区因与诸多少数民族地区接壤，更容易获得符合骑兵需求条件的马匹，质量上要强于土马和东南部所产之马。
随着宋朝政局的变动和疆域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或被征服，或与宋廷中断了联系，导致北宋马源进一步减少，战马的来源也日渐枯竭。因此，宋代没有充足的、高质量的马匹作为战马的储备，建立不起能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的骑兵部队，军队战斗力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对外战争一再失利。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冷兵器时代，骑兵凭借其强大的攻击力和灵活的机动性成为战场上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交战双方拥有马匹的数量，往往是代表军力和决定胜负的一个标志。因此，骑兵这一重要的战斗力量，长期活跃在我国古代的军事舞台上，成为维系历代王朝命脉的重要保障。
说到骑兵，自然要想到马匹—这一重要组成部分。马匹在战场上的作用，首先是骑兵的坐骑，此外，它还承担着物资的输送，拉车驮物等任务，在战争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然而，有宋一代与之形成强大军事力量对立的，是善于骑射的契丹、女真、党项和蒙古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因此，骑兵和马匹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宋代的军队，尽管有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等各种名目，但从军兵种类划分，只有步兵、骑兵和水军。宋代军队以步兵为主，相比较而言，骑兵则显得相当落后。宋由于丧失西北产马之地，军马主要来源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但因受财力和其他因素制约，数量毕竟有限。为解决马匹缺乏问题，宋也曾设置监牧养马，结果不仅成本高、耗费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和官兵，加上管理不善，马匹成活率极低，马种低劣，多不能充任战骑。战马匮乏依然如故。宋朝号称有成建制的骑兵，但实际上徒有虚名。如宋仁宗时的名臣宋祁曾说： “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如此骑兵，实际上已与步兵无异。
由于宋代马匹数量有限，终宋一朝，骑兵缺马竟成为一种常态了。
宋太宗刚刚登基即位，发现战骑缺乏，就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购买天下民马。在宋太宗时期尚可购买民马，但到了宋仁宗时期，马匹数量急剧下降到 10 万匹。庆历四年 （ 公元1044年） ，宋仁宗不得不下诏，与辽、西夏直接对抗的陕西路、河北路和河东路，有马的骑兵要占一半，其余路占四成，同时规定武技优异的先给战马。宋神宗熙宁元年（ 公元1068 年） ，宋军可以进行战斗的骑兵只有3/10以上。宋神宗忧虑地 说 道： “马军多不精，一营或止有数十匹马。”到了熙宁八年（ 公元1075 年） ，经过裁并军营，“殿前马军司在营填马分数，诏填七分”的情况稍微好转。但即便如此，到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 ，宋神宗下诏规定购买的战马要先给武技高者，逃兵所遗战马也要分配给武技高者。以武技高低来分配战马，虽是一种激励措施，也足见其战马缺乏程度。
马匹的缺乏只是宋骑兵落后的客观因素，宋朝廷主观上不重视骑兵建设，也阻碍了宋骑兵的发展。先后与宋对抗的辽、夏、金、元等军队，出自游牧民族，不仅精于骑射，且马匹充足，往往一人配备两匹马，甚至正军一人配备战马三匹，从而保证了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面对如此劲敌，宋朝总的对策是以步兵制骑兵。这种目光短浅的认识，成为骑兵建设的阻力，妨碍了骑兵的发展和壮大。据史书记载，宋哲宗时，骑兵部队一般缺马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更多。到宋徽宗时，马政已废罢，“民间杂养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责，而马无复善者。今诸军缺马者大半”。而反观辽、夏、金都是以弓马见长，他们的军事制度和作战形式也是围绕骑战特点而设置安排的。如西夏军种以骑兵为主，号称“铁鹞子军”。在元昊时，骑兵即达50多万。当时即使控扼契丹、西夏的河东路军事重镇高阳关驻军，都缺战马5000匹以上。而契丹仅山后四镇就常备近10万精锐骑兵。故当金兵铁骑大举南侵之时，北宋仓促间在全国范围内仅招募了23000匹马，被金军铁蹄蹂躏横扫已势成定局。
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是军队中的主要突击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封建军事强国。换言之，骑兵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武运的兴盛与衰弱。宋军事上的积弱不振，同没有一支精干骑兵有着密切关系。宋骑兵落后，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而步兵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为避免在平原开阔地带与辽、夏等精锐骑兵争锋，宋军在作战形式上多利用山地江河等险要地形，以限制敌骑兵的优势发挥，以城塞防守战为主。如宋辽战争中，东线宋军即在河北大清河、滹沱河、子牙河之间地带“修城池、开坡地、阔方田以限戎马”。西线宋军则以太原为中心，防守灵邱、五台山、雁门关、宁武关、云中山及西至长城沿线。北宋主力禁军，以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战时布阵以宋太宗御制“平戎万全阵”为主，战斗队形基本以主力步兵列中军大阵为核心，布成三个“车营”，前后左右各有骑兵担任警戒与掩护的防御阵势，以抗敌骑兵“奔冲突驰”。其军事战术思想显示的就是“以步制骑”的防御态势，以图一成不变的方法去应付各种多变的战况。实践证明，此法在军事上，既不能达到“平戎”之目的，更不可能是“万全”之策略。面对辽、夏骑兵的四面冲击，宋一贯采用四面防御的方阵，这种不顾敌情、地形等条件不同而一成不变的战法，使本就呆板的战术更趋保守。因此，在忽聚忽散、往来驰骋、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宋军被动挨打、屡战屡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宋与夏、辽、金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比较来看，宋军一味地消极防御势必取失败之道，这方面历史已作了最佳注脚。及至南京、西北养马牧地尽失，而“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故赵宋王朝终被蒙元灭亡，也是势所必然。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恩格斯曾指出：“在中世纪,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中国军事历史上汉唐的盛世伟绩以及元朝的四海功业，无不是建立在强大的骑兵集团军基础上的。北宋朝廷目光短浅、抱残守缺，只图固守中原而消极防御，其结果是政治腐败、马政颓弊、军缺战骑、削弱国力、被动挨打，焉有不亡之理！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唐朝走向衰落，中原王朝重要的战略要地辽东、甘凉河套一带还有蓟北之野等产马良地全部丢失。而燕云十六州地区被辽占领后，更使宋朝廷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防御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辽突破长城阻隔后，不仅挥师南下更为便利，还因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经济资源，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优势。养马场的丧失使宋军在对抗以骑兵见长的北方蛮族政权时处于劣势，而战略要地的丧失使宋军在面对强敌时缺少了重要屏障，因为过了燕云十六州，便是八百里平川，对于定都东京（今开封）的北宋来说已经无险可守，北方的蛮族骑兵可以从容地发挥骑兵机动性和冲击性的优势，威胁中原腹地安全，可以说，控制了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就等于锁住了北宋的咽喉。而要收复燕云十六州，骑兵是最得力的兵种，然而宋朝相对于北方蛮族政权最大的劣势正是对马匹资源的掌握。
历史是一面镜子，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缺乏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丧权辱国。国防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保障和支柱，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军队不强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国家发展就没有条件。
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是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基础上作出的英明决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业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应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科学的态度、更加稳健的步伐去建设更加强大的国防。
(作者：刘洋)